从哲学角度分析改革开放政策

从哲学角度分析改革开放政策

正确处理改革力度与群众承受程度的关系,是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需要.一方面,我们正在从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等不得我们在工业社会喘息停留一下,就逼迫我们开始向所谓“后工业社会”迈进,这是一种跨时代的巨大社会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又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变革的时代性变化.这两种变化重叠发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对我们社会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而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对这种剧烈的变化不仅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20多年来我们推进改革的步骤却是渐进式的,其中一个深刻的社会原因,就在于群众的承受力是一个逐步增强的过程.社会转型跨度越大,改革的力度越大,解决群众承受力的问题就会越突出.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20多年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以来,尽管不同群体的受益状况有差别,还存在着种种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但在总体上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人们的衣食住行有了很大改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特别是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对改革的适应程度,同改革初期相比,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改革实践对群众适应能力的塑造；群众适应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为改革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力度是否与群众承受程度相适应,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最佳适度”问题.“最佳适度”就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实践目的,是在总的适度以内的能够获得最好效果的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对改革的适应程度,就是制约改革深化进程的一个“度”.作为改革的大局观,对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时机的把握,既要考虑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考虑是否能够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适应程度,从改革的大局着眼,尽可能达到最佳适度.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重视群众对改革的适应程度,实际上就是顺应社会主体的合力方向,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历史条件,就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恰恰正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正确处理改革力度与群众承受程度的关系,不仅是领导政策水平和决策艺术的体现,也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江泽民同志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我们推进改革深化的力度,决不能脱离开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要重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又要考虑到现实的实际承受能力.如果超出了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改革则可能欲速不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与困难群众的利益能不能得到切实维护有直接关系.因此,既要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大胆进行改革,又要按照总体受益的原则,把改革的力度和群众的承受程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改革,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