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两篇不同的.600字就行啦.初一水平的.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29 16:02:49
两篇不同的.600字就行啦.初一水平的.
1 加强民间互信 促进中日关系
一提到上述的历史之“结”,双方就陷入僵局,影响两国关系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之下,即使政府有心改善关系,恐怕也难成其事.因此,要使中日关系能够有稳定持续的发展,以政府推动,加强民间交流建立互信已经成为迫切的需求.
虽然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还没有结束,但此行给中日关系改善和加强所带来的成效,已经引起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胡锦涛的这次“暖春之旅”,广泛接触了政府和民间各界人士,所有场面都很温馨,散发出真诚的气息,的确让人感到春意融融,名副其实.
在这样的意境之下,人们还可以对中日关系提出一些更高的期望,那就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中日关系应该发展到以民间信任和友谊为基础、在未来不再因一人或一事而发生停滞和倒退的高度.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愿望,是因为对过去中日关系的反思.远的不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以来的这三十多年里,虽然中日合作发展是主流,但两国关系还是不断地被这样那样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所干扰.前几年,因为小泉纯一郎内阁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而出现“冰点”,以致后来的两国领导人要进行“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进而发展到这次的“暖春之旅”———在两国历届领导人不断强调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时,中日关系还常常出现波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国民间互不信任.
而中日民间互信基础非常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相互了解太少.关心中日关系的中国人,对于中日千百年来的友谊不是不知道,但因为近代以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以至于在众多中国民众的心里留下难解的“结”,因而在看待日本时,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转型、民主的发展、市民社会的主流意见、对外关系中的善举难以客观地看待和评价,而是更多地看到日本少数人的顽固和偏狭,并因此对日本的观感难以改变.
在日本一方面,对中国所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方面不太能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过分强调“向前看”；另一方面不能全面看待,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是全民反日.因此连带其他方面对中国的问题以点带面,忽视中国人善良宽容的一面,对中国民众的印象也由此恶化.
在中日关系中,出于共同经济发展、应对环境污染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的合作,既好理解又好开展.问题是一提到上述的历史之“结”,双方就陷入僵局,影响两国关系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之下,即使政府有心改善关系,恐怕也难成其事.因此,要使中日关系能够有稳定持续的发展,以政府推动,加强民间交流建立互信已经成为迫切的需求.
实际上,中日两国民间交流也颇有历史,两国关系正常化也来于此前广泛的民间往来.在最近这十几年里,民间交流的规模已经扩大很多,但和目前中日关系出现的局面相比,这种交流应该在量的基础上,加强在质的方面的深入.
具体地说,就是在促进民间人员往来“观光”的基础上,更要加强对对方的社会结构、民众思想、文化习俗和公共意识的深入了解.只有深入了解,双方才可能设身处地地相互理解,从而达到互信的目的.
放眼未来中日关系,两国之间必定会不时出现一些意外事件,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但如果两国民众能比较好地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和思维意识,那么误解和震荡就会少得多———比如,如果中日人民都能理解到胡锦涛主席所说的“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那么双方也不
2申办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最后报名日期已过,国际足联公布的申办名单上没有出现中国的名字,这或许会让一些对中国申办抱有很高期盼的热心球迷感到失落.但如果冷静分析一下这两届世界杯的申办形势,中国没有参与这场代价高昂的角逐实为明智之举.
申办世界杯足球赛有时很容易,比如巴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权；而南非在输掉2006年世界杯的申办大战之后,也轻而易举迎来了2010年世界杯.
申办世界杯与申办奥运会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国际足联非常不愿看到的,他们非常希望像中国这样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参与世界杯的申办角逐,从而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进一步提高世界杯的地位和商业价值.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屡屡向中国“明送秋波”了.
申办世界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做好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澳大利亚媒体估计,他们的国家将为申办世界杯花费4500万美元.我们中国如果花大把的钞票去给人家捧场,那可真就傻到极点了.
中国现在申办世界杯,会把世界杯申办大战捧热,但却很难申办成功.对中国来说,申办世界杯并不容易.
国际足联不久前宣布取消联合申办,因此也就取消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申办的资格.国内一些媒体认为这对中国申办有利,其实此举最大的获利方是英格兰,他们不用再为国际足联内欧洲派系选票分流而犯愁了.
世界杯举办权的归属是由国际足联的24名执行委员投票决定的,其中4名执委来自亚洲足联,而提出申办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亚足联下属会员协会却有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和澳大利亚.中国虽有在国际足坛八面玲珑的张吉龙,但其影响却无法和现任亚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好友、卡塔尔人哈曼相比.中国如果提出申办,根本不可能得到亚洲的全部4张选票.
而非洲足球与欧洲足球交流密切,选票大多会流向欧洲,而不会支持足球弱国中国.至于美洲的选票,中国更难争取,北中美和加勒比区足联主席杰·特纳在国际足联内部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连布拉特都要让他三分,这个地区及南美的选票大多都会被美国抢走.
布拉特身为国际足联主席,并不能凭一人之力决定执委最后投票的结果.比如他曾公开表示,支持南非主办2006年世界杯,但执委会就是不给他面子,最后选中了德国.由此可见,即使布拉特真心希望中国举办世界杯,他个人的意志也很难变成现实；尤其是世界杯申办大战这样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混沌较量之际,布拉特很多时候也只能耸耸肩、摊摊手了.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赢得了世界杯举办权,也会面临一系列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后果.比如,届时大批的足球流氓将涌入中国,对此我们不像欧洲那样经验丰富,将如何应对?为举办世界杯赛,势必增建一些专业足球场,之后如何利用这些场地,难道要将它们当作“白象”供养起来?
举办世界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有人说,能给中国足球带来质的改变,此种论调简直难以理喻.2007年中国举办了女足世界杯,现在我们的女足运动非但没有起色,反而每况愈下.可以肯定,中国男足在2022年之前肯定不会成为世界强队,甚至有可能拿不到决赛阶段入场券.我们曾经一直盼望中国队能冲进世界杯决赛圈,2002年我们做到了,但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中国足球虚假的繁荣泡沫破灭之后,是眼下在寒冬中苦捱时日.
举办世界杯即使能给中国足球的发展带来动力,那也只是外因,中国足球只能自我救赎.
世界杯早晚会在中国举行,我们有这个信心,但现在不是提出申办的时候.种种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肤浅简陋、哗众取宠的论调可以休矣了,还是踏踏实实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吧.
3
为保证带薪休假制度落实,山东省近日出台了《关于组织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带薪年休假是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权利,保证工作人员休年休假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法定责任……对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众所周知,带薪休假制度体现了人们对精神和文化的一种追求,能够让劳动者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有更高的劳动效率.在国外,带薪休假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企业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例如德国政府对不休假的个人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以此鼓励人们休假；芬兰政府则要求雇主向休假的人提供额外津贴,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钱外出旅行或消费,而不是只能在家中枯坐度过假期……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休息权益,已成为世界趋势.
早在12年前,我国出台的劳动法就明确规定：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休假.2008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职工带薪休假条例》也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走上前台并强制执行.其时,一些主流媒体欣然称劳动者的“纸上权益”开始走向现实.特别是在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现实背景下,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意义更是非同凡响——既能调节工作压力、利于雇主和雇员的和谐相处,又能在宏观上刺激消费需求,释放更多的旅游潜力,进而实现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双赢”.
如今,“带薪休假”除了对吃财政饭的公务员不用“强制”,甚至还休出了一些“公款旅游”的糗事之外,对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职工来说,依然是一项仅仅写在“纸上的权利”.现实生活中,不少当家人和主事者置“带薪休假”法律于罔闻,仍然以加班加点为荣,把放弃休假当“美德”,在没有外力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很少主动让员工带薪休假.对广大员工来说,“带薪休假”有如镜中花、水中月,看上去很美,让人心动,却少见有人拿过3倍工资的补偿,也鲜见有人向劳动部门反映投诉.
法定的“带薪休假”成了“镜花水月”,甚至还一反常态地出现了“零投诉”,其背后自有隐情.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许多单位都在“减人增效”,要想保住已有的饭碗尚且有一定的难度,谁还敢奢谈带薪休假?谁还敢吃了豹子胆去投诉单位?更何况,目前我国无法落实的法定权利绝非“带薪休假”这一项,大家对此已是见怪不惊,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尊崇、信心也因此大打折扣.相反,大家对公司、单位等抗法不遵可能性的预期却是相当的“有把握”.
这些迹象表明,在“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严峻情势下,劳动者的休假权利虽然看得见,却常常摸不着.眼下,劳动者最大的期盼不是“我的假期我做主”,而是“尽管不能做主自己的假期,但至少也能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休假权与“生存权”发生矛盾,法定的“权益”被人为地打了水漂,他们不得不违心地成为“弱者”——“主动”放弃自己休假的权益以及放弃休假后应得的报酬.对他们而言,保住“饭碗”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断然不敢与单位“叫板”的.
连“投诉”都要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何从谈起?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今天,“带薪休假”在披上了法律保护的外衣后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泡影,不能不让人深思.它暴露了监管部门的软肋,亦让法律蒙上了羞尘,同时警示我们：仅仅用法律形式和相关细则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员工带薪休假,那还远远不够.良法贵在执行,好的法律法规只有让每一个人心存敬畏并得到切实遵守,才能成为百姓的福祉,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当务之急,除了劳动者个人提升自己的权利意识之外,政府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通过“强制”落实相应的补偿来保障劳动者的休假权.与此同时,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也应参与进来,对遵守休假规定的单位,在诚信考核、税收、贷款、市场经营等方面予以支持,对一再违反国家休假规定的单位,在贷款等方面予以限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层面明确带薪休假是一种权利而非福利,让带薪休假从福利走向权利.如此,带薪休假才会名至实归,告别“强制”,叫好又叫座.
一提到上述的历史之“结”,双方就陷入僵局,影响两国关系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之下,即使政府有心改善关系,恐怕也难成其事.因此,要使中日关系能够有稳定持续的发展,以政府推动,加强民间交流建立互信已经成为迫切的需求.
虽然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还没有结束,但此行给中日关系改善和加强所带来的成效,已经引起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胡锦涛的这次“暖春之旅”,广泛接触了政府和民间各界人士,所有场面都很温馨,散发出真诚的气息,的确让人感到春意融融,名副其实.
在这样的意境之下,人们还可以对中日关系提出一些更高的期望,那就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中日关系应该发展到以民间信任和友谊为基础、在未来不再因一人或一事而发生停滞和倒退的高度.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愿望,是因为对过去中日关系的反思.远的不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以来的这三十多年里,虽然中日合作发展是主流,但两国关系还是不断地被这样那样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所干扰.前几年,因为小泉纯一郎内阁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而出现“冰点”,以致后来的两国领导人要进行“破冰之旅”和“融冰之旅”,进而发展到这次的“暖春之旅”———在两国历届领导人不断强调相互关系的重要性时,中日关系还常常出现波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国民间互不信任.
而中日民间互信基础非常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相互了解太少.关心中日关系的中国人,对于中日千百年来的友谊不是不知道,但因为近代以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以至于在众多中国民众的心里留下难解的“结”,因而在看待日本时,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转型、民主的发展、市民社会的主流意见、对外关系中的善举难以客观地看待和评价,而是更多地看到日本少数人的顽固和偏狭,并因此对日本的观感难以改变.
在日本一方面,对中国所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方面不太能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过分强调“向前看”；另一方面不能全面看待,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是全民反日.因此连带其他方面对中国的问题以点带面,忽视中国人善良宽容的一面,对中国民众的印象也由此恶化.
在中日关系中,出于共同经济发展、应对环境污染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的合作,既好理解又好开展.问题是一提到上述的历史之“结”,双方就陷入僵局,影响两国关系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之下,即使政府有心改善关系,恐怕也难成其事.因此,要使中日关系能够有稳定持续的发展,以政府推动,加强民间交流建立互信已经成为迫切的需求.
实际上,中日两国民间交流也颇有历史,两国关系正常化也来于此前广泛的民间往来.在最近这十几年里,民间交流的规模已经扩大很多,但和目前中日关系出现的局面相比,这种交流应该在量的基础上,加强在质的方面的深入.
具体地说,就是在促进民间人员往来“观光”的基础上,更要加强对对方的社会结构、民众思想、文化习俗和公共意识的深入了解.只有深入了解,双方才可能设身处地地相互理解,从而达到互信的目的.
放眼未来中日关系,两国之间必定会不时出现一些意外事件,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但如果两国民众能比较好地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和思维意识,那么误解和震荡就会少得多———比如,如果中日人民都能理解到胡锦涛主席所说的“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那么双方也不
2申办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最后报名日期已过,国际足联公布的申办名单上没有出现中国的名字,这或许会让一些对中国申办抱有很高期盼的热心球迷感到失落.但如果冷静分析一下这两届世界杯的申办形势,中国没有参与这场代价高昂的角逐实为明智之举.
申办世界杯足球赛有时很容易,比如巴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权；而南非在输掉2006年世界杯的申办大战之后,也轻而易举迎来了2010年世界杯.
申办世界杯与申办奥运会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国际足联非常不愿看到的,他们非常希望像中国这样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参与世界杯的申办角逐,从而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进一步提高世界杯的地位和商业价值.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屡屡向中国“明送秋波”了.
申办世界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做好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澳大利亚媒体估计,他们的国家将为申办世界杯花费4500万美元.我们中国如果花大把的钞票去给人家捧场,那可真就傻到极点了.
中国现在申办世界杯,会把世界杯申办大战捧热,但却很难申办成功.对中国来说,申办世界杯并不容易.
国际足联不久前宣布取消联合申办,因此也就取消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申办的资格.国内一些媒体认为这对中国申办有利,其实此举最大的获利方是英格兰,他们不用再为国际足联内欧洲派系选票分流而犯愁了.
世界杯举办权的归属是由国际足联的24名执行委员投票决定的,其中4名执委来自亚洲足联,而提出申办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亚足联下属会员协会却有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和澳大利亚.中国虽有在国际足坛八面玲珑的张吉龙,但其影响却无法和现任亚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好友、卡塔尔人哈曼相比.中国如果提出申办,根本不可能得到亚洲的全部4张选票.
而非洲足球与欧洲足球交流密切,选票大多会流向欧洲,而不会支持足球弱国中国.至于美洲的选票,中国更难争取,北中美和加勒比区足联主席杰·特纳在国际足联内部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连布拉特都要让他三分,这个地区及南美的选票大多都会被美国抢走.
布拉特身为国际足联主席,并不能凭一人之力决定执委最后投票的结果.比如他曾公开表示,支持南非主办2006年世界杯,但执委会就是不给他面子,最后选中了德国.由此可见,即使布拉特真心希望中国举办世界杯,他个人的意志也很难变成现实；尤其是世界杯申办大战这样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混沌较量之际,布拉特很多时候也只能耸耸肩、摊摊手了.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赢得了世界杯举办权,也会面临一系列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后果.比如,届时大批的足球流氓将涌入中国,对此我们不像欧洲那样经验丰富,将如何应对?为举办世界杯赛,势必增建一些专业足球场,之后如何利用这些场地,难道要将它们当作“白象”供养起来?
举办世界杯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有人说,能给中国足球带来质的改变,此种论调简直难以理喻.2007年中国举办了女足世界杯,现在我们的女足运动非但没有起色,反而每况愈下.可以肯定,中国男足在2022年之前肯定不会成为世界强队,甚至有可能拿不到决赛阶段入场券.我们曾经一直盼望中国队能冲进世界杯决赛圈,2002年我们做到了,但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中国足球虚假的繁荣泡沫破灭之后,是眼下在寒冬中苦捱时日.
举办世界杯即使能给中国足球的发展带来动力,那也只是外因,中国足球只能自我救赎.
世界杯早晚会在中国举行,我们有这个信心,但现在不是提出申办的时候.种种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肤浅简陋、哗众取宠的论调可以休矣了,还是踏踏实实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吧.
3
为保证带薪休假制度落实,山东省近日出台了《关于组织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带薪年休假是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权利,保证工作人员休年休假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法定责任……对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众所周知,带薪休假制度体现了人们对精神和文化的一种追求,能够让劳动者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有更高的劳动效率.在国外,带薪休假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企业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例如德国政府对不休假的个人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以此鼓励人们休假；芬兰政府则要求雇主向休假的人提供额外津贴,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钱外出旅行或消费,而不是只能在家中枯坐度过假期……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休息权益,已成为世界趋势.
早在12年前,我国出台的劳动法就明确规定：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休假.2008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职工带薪休假条例》也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走上前台并强制执行.其时,一些主流媒体欣然称劳动者的“纸上权益”开始走向现实.特别是在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现实背景下,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意义更是非同凡响——既能调节工作压力、利于雇主和雇员的和谐相处,又能在宏观上刺激消费需求,释放更多的旅游潜力,进而实现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双赢”.
如今,“带薪休假”除了对吃财政饭的公务员不用“强制”,甚至还休出了一些“公款旅游”的糗事之外,对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职工来说,依然是一项仅仅写在“纸上的权利”.现实生活中,不少当家人和主事者置“带薪休假”法律于罔闻,仍然以加班加点为荣,把放弃休假当“美德”,在没有外力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很少主动让员工带薪休假.对广大员工来说,“带薪休假”有如镜中花、水中月,看上去很美,让人心动,却少见有人拿过3倍工资的补偿,也鲜见有人向劳动部门反映投诉.
法定的“带薪休假”成了“镜花水月”,甚至还一反常态地出现了“零投诉”,其背后自有隐情.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许多单位都在“减人增效”,要想保住已有的饭碗尚且有一定的难度,谁还敢奢谈带薪休假?谁还敢吃了豹子胆去投诉单位?更何况,目前我国无法落实的法定权利绝非“带薪休假”这一项,大家对此已是见怪不惊,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尊崇、信心也因此大打折扣.相反,大家对公司、单位等抗法不遵可能性的预期却是相当的“有把握”.
这些迹象表明,在“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严峻情势下,劳动者的休假权利虽然看得见,却常常摸不着.眼下,劳动者最大的期盼不是“我的假期我做主”,而是“尽管不能做主自己的假期,但至少也能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休假权与“生存权”发生矛盾,法定的“权益”被人为地打了水漂,他们不得不违心地成为“弱者”——“主动”放弃自己休假的权益以及放弃休假后应得的报酬.对他们而言,保住“饭碗”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断然不敢与单位“叫板”的.
连“投诉”都要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何从谈起?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今天,“带薪休假”在披上了法律保护的外衣后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泡影,不能不让人深思.它暴露了监管部门的软肋,亦让法律蒙上了羞尘,同时警示我们：仅仅用法律形式和相关细则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员工带薪休假,那还远远不够.良法贵在执行,好的法律法规只有让每一个人心存敬畏并得到切实遵守,才能成为百姓的福祉,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当务之急,除了劳动者个人提升自己的权利意识之外,政府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通过“强制”落实相应的补偿来保障劳动者的休假权.与此同时,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也应参与进来,对遵守休假规定的单位,在诚信考核、税收、贷款、市场经营等方面予以支持,对一再违反国家休假规定的单位,在贷款等方面予以限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层面明确带薪休假是一种权利而非福利,让带薪休假从福利走向权利.如此,带薪休假才会名至实归,告别“强制”,叫好又叫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