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司马迁史记来历

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司马迁史记来历

本草纲目
　　前人药书中讹误很多,甚至出现依据书上的药方看病,却把人看死的情况.李时珍对此深感担忧,就下定决心要编一本正确的书.之后,李时珍根据古籍的记载和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各种药物的名称、产地、气味、形态、栽培、采集、炮制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严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他在书中介绍和考证了许多来自南亚的药物,并广征佛书,给其中许多药物注出了梵文译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史记
　　一、秉承先父遗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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