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为什么开篇要由山水写起

陋室铭为什么开篇要由山水写起

上承《诗经》的比兴手法
“先言他物以咏起所言之物也”
这是古人常用的手法
赋 比 兴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