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30 03:51:17
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尽管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属于“金字塔型”分配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名车及各种奢侈品一掷千金,甚至令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感慨“中国人真有钱”；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实现初步小康,还存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此次中央对分配问题的强调,除了“提低”,另一个重点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看,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关重要.多年来,相对于外贸和投资中国经济三大动力中的消费显得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够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已强调.多位学者认为,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杨宜勇有些遗憾地表示.
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关的,收入和财产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难以提高.
对此,高书生认为,在解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时,学界还出现了两个偏差或误读,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读为中产阶层,二是将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解释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来,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两种解读事实上几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这一认识,才能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问题.
高书生意下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此次中央对分配问题的强调,除了“提低”,另一个重点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看,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关重要.多年来,相对于外贸和投资中国经济三大动力中的消费显得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够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已强调.多位学者认为,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杨宜勇有些遗憾地表示.
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关的,收入和财产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难以提高.
对此,高书生认为,在解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时,学界还出现了两个偏差或误读,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读为中产阶层,二是将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解释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来,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两种解读事实上几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这一认识,才能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问题.
高书生意下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