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性看待社会公德?

如何理性看待社会公德?

一、公德意识的淡薄则主要是由于对公共空间的意识的淡薄
　　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余秋雨说,自古中华文化倡导“忠孝两全”,注重朝廷和家庭,但对于两者之外广阔的公共空间,一直以来却都比较陌生.余秋雨举了生活中的例子说,北京的司机都很爱侃,他们对很多事情都很有道义感,甚至会不满美国打伊拉克；但是就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朝窗外吐痰,会不给救护车让道,甚至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
　　而不在乎公共空间往往导致了社会公德的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划分与区别.经常有外国人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他们的失态,只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那就是缺少公德.
　　二、越是高尚罕见的人格特征越是超越常规生态,越与普通民众脱离,因此无法成为公德,公德是普通的民众日常可以做到的规范,大多都呈现为平凡状态.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也看出了君子之道无法成为有效的社会公德,因此他们从儒家里边引申出一整套的礼教道学,像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三从四德,并且让它们都具有各自相应的行为规范,产生了不少的约束力.这在形态上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社会公德了,但是,请注意,这些行为规范虽然里边也有一些好东西,却明显地缺少理性论证,每一项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夸张性、最后几乎一一都扭曲变形了,成为人性的桎梏,反而成为不道德的了.注意啊,从公德变成不德.因此,早在明清两代,甚至直到近代现代,从这种桎梏当中解救少男少女,倒反而成为一种社会公德.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一些最优秀的内容没有成为社会公德,而企图成为公德的那些部位又很快的成为不道德的桎梏.
　　所谓社会公德,既不是仅仅是为了表现自我完善,也不是仅仅是为了确立家庭成员间的尊卑关系,而主要是着眼于他人,尤其是素昧平生的他人.正是在如何面对素昧平生的他人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德中的“社会”和“公”才能充分体现.以这个标准来看,古代社会那种近似于公德的那些针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行为规范,大多着眼于家庭和朝廷,因此不能看作是真正的社会公德.所提出的英雄模范基本上不属于我们在说的社会成员如何面对他人的那种常见性的问题.对于普通民众,他们有可能提供曲折的精神启发,但不能提供实际的行为规范.
　　中国文化在社会公德的问题上造成的缺憾,是因为历来习惯于以罕见的道德典范来替代日常的道德行为.
　　那些永远倡导的是神圣话语、古代圣贤、战场的烈士的社会永远在设想着几百年都遇不到的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证明它对现实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且不知道从何处来打理；而那些倡导的是准时上班、依法纳税、热心公益的社会,则从几百年不遇回到了每天必遇、每人必遇,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有序的,和谐的,在良性运作的.因此,越是落后越讲大话,越是没有希望越要把古今中外的名人拿来掩饰,等到真正发展了,就没有这一切了,只剩下了日常行为的细细叮咛.
　　三、那就是把职务行为当作了社会公德是一种偏差性替代
　　今天我们的主流道德话语,已经更多地集中在那些劳动模范、专业英才、得奖人士身上,这本来没什么错,但是,按照中国的习惯,总是把他们的职务性的成功看成是道德行为,至少要去寻找道德原因.这不仅显得十分勉强,而且严重的贬低了道德,它的独立内涵,妨碍了社会公德的完整的建立.
　　当然敬业与道德是有关系的,也可以称之为职业道德,这毕竟不能替代我们正在论述的社会公德的中心含义.产生这种替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文化在秦汉以后很长时间因为崇尚实用,缺少宗教精神,时间一长,渐渐的淡化了善恶的界线,强化了成败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