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中国”这个称呼的由来?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27 14:22:39
“中国”这个称呼的由来?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诗经有提到中国,“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 《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便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郑玄《毛〔诗〕传》和孔颍达疏均以此认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另外也有旁证：今天熟知的“中原”一词,用在《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传》即解释：“中原,原中也.”
?这里要结合一下古代汉语的语法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下：
?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曾经指出《诗经》中不少“中”字的“倒置”现象.例如《周南·兔四且（音沮,捕兽的网）》：“肃肃兔四且,施于中林”.“中林”为“林中”的倒文.《邶风·式微》：“胡为乎中露?”“中露”是“露中”的倒置（参见同诗下段的“胡为乎泥中?”）.《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中谷”,谷中也；《庸阝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即河中,等等.最好的例子大概是《桧风·羊裘》：“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这里的“中心”,只能解释为“心中”.总之,上面的例子说明“中某”结构在古代,代表“在某之中”.“中”字在此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in the middle of.如果要用单词比拟,则类于amid或amidst.毛泽东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倒置“下”字,与此颇为类似.但是毛是为了押韵.《诗经》中的许多例子,特别是“中心是悼”,则不能以押韵解释.由此推之,“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古汉语中的“词序倒置”,决不止“中河”、“中原”、“中林”等例子.其他例子有“大名”和“小名”的先后次序问题.例如“桑树”,桑为小名,树为大名,小名在大名之前,现代汉语不会讲“树桑”.但是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诗经·郑风·将仲子》,便提到“树杞”、“树桑”和“树檀”.与诗韵无关的,则有把蝗虫称为“虫蝗”的用法.有关的还有形容词倒置问题（以现代越南语为典型,粤语中也有保留,例如称“公鸡”为“鸡公”,称“客人”为“人客”,闽南话亦然）等等.这些从现代角度看来的“倒置”,往往揭示古代华夏先民的复杂成份.甚至连今天的“中国”一名,都可以源自这种“非汉族”语法,令人不得不深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
?
?虽然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是指国都,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这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古代“中国”作为地域概念主要指的是：
?1：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2：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
?3：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4：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所以后来,通常会把占据了中原地区的政权国家称为中国,《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契丹在和大宋王朝议和签订“潭渊之盟”,成为兄弟之邦后,契丹更是大力推行汉化.契丹的科举完全仿汉制,在建国伊始就建孔庙,非常尊孔,而且还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直矣!”因此契丹自称中国不是没有的阿.而辽亡后皇族耶律大石率部众西徙,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辽从宫廷语言到政治制度,都照搬中华.直到1211年,末主耶律直鲁古在乃蛮与花剌子模合攻下国亡,还保留华夏文化最特出的年号制度（时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呀,中华文化的继承人呀!
?金人自称汉人是从公元1141年南宋金和议后,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这以后金国就以中国正统自居,称自己为汉人,后来元朝也顺着叫原金国统治下的人为汉人.
中国作为国家概念的指代也许早已有之,但是中国正式作为国家的称呼是近代的事.而古人通常不会自称我是中国人,而是说我是某个朝代的人或是华夏人.以前的人的文章,没有几个人自称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称为“中华人”“华夏人”.虽然在清末,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当时人对国家名称“中国”的认同,还比不上对“支那”的认同,直到民国的建立,才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家代名词.
?还有一个实例可以看出古人对国名的认同态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注意那个或字,也就是说95个人中认同中国这个名号的还不到7个.而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可见的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并没有把“中国”这个词当作国家称呼.
?再说一个历史里的事：藏文《于田国授记》记载,一位叫尉迟胜的于田国王娶了一个中国公主普尼亚斯瓦罗,这位中国公主把蚕种带到了于田.这位“中国”公主是楼兰人,欧罗巴人种.因楼兰臣服于汉,藏文史书把楼兰称为中国.西域并非中原,在藏族眼中,西域也是中国,可见“中国”也并非完全是汉人心理定势中的中原.更何况,象日本的广岛、冈山、山口等地也叫“中国地方”,广岛也有“中国广播公司”,都是取“中国”这个词的古义.
?虽然“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
?最后说一个关于中国的外国发音的问题.
?欧洲人最早是称呼中国为“契丹”,这是从俄国人那里传来的.到目前为止.俄国人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拉丁语源的Cathay一名用来指中国,从马可波罗、哥伦布直到今天,在西方语言中也始终没有消失.例如港英时代开始营业延续至今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按英文原名严格讲,便应该称为“契丹航空公司”. 现在英文称呼中国为“CHINA”,是近代才开始改这个称呼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可能带有歧视的意思,前一段时间好像闹的也满凶的,很多人建议改回Cathay.但是已经成了国际习惯,而且在今天也没有谁把它当作贬义词来看待,所以后来也就算了.
最后说一下支那的问题.
尽管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可是“中国”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古代中国根据秦、汉……、明、清等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着改变.比如清朝时中国的正式名称是“大清”或“大清帝国”.尽管正式的国号没有叫过中国,中国民间倒是有“中国”或“中国人”的俗语词汇.不过以前人们提到“中国”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中国人”就是指中原人,以区别于新疆西藏蒙古的边民,以前并没有用“中国”代表国家的用法.
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为“隋”,唐朝时称中国为“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的词汇.以前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国概念时,则称中国为“汉土”或“唐土”,把中国字称为“汉字”,把中国语称为“汉文”.日本古时既不用“中国”,也不用“支那”代表中国,这些词在日本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到了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词也时髦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再称中国为“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国称为“支那”,结果这个称呼一下流行起来,一时间报刊书籍都用“支那”称呼起中国来.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的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
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
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现在英语中Chino或Sino的词头代表中国,比如Sino-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战争”,Sinology意思是“中国学”.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
上面说过,“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中国人为此而气愤吗?非也.原来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
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支那”这个词是被中日两国都承认的名词,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异议.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发生了内乱,各省独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称中国为“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为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二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开始日本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多大问题,因为“支那”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中国人一时间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一些爱国青年提出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国人,于是一把爱国大火便烧了起来.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词汇的做法.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
日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除了有上述1913年7月日本政府的规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华”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原来历史上“中华”、“中原”是为了区别周边异民族国家的用词.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蒙古人）.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自称“中国”,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骄傲感,因此一些他们认为改称“支那”为“中国”,有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的被侮辱感.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内在原因.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华民国”,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诗经有提到中国,“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 《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便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郑玄《毛〔诗〕传》和孔颍达疏均以此认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另外也有旁证：今天熟知的“中原”一词,用在《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传》即解释：“中原,原中也.”
?这里要结合一下古代汉语的语法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下：
?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曾经指出《诗经》中不少“中”字的“倒置”现象.例如《周南·兔四且（音沮,捕兽的网）》：“肃肃兔四且,施于中林”.“中林”为“林中”的倒文.《邶风·式微》：“胡为乎中露?”“中露”是“露中”的倒置（参见同诗下段的“胡为乎泥中?”）.《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中谷”,谷中也；《庸阝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即河中,等等.最好的例子大概是《桧风·羊裘》：“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这里的“中心”,只能解释为“心中”.总之,上面的例子说明“中某”结构在古代,代表“在某之中”.“中”字在此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in the middle of.如果要用单词比拟,则类于amid或amidst.毛泽东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倒置“下”字,与此颇为类似.但是毛是为了押韵.《诗经》中的许多例子,特别是“中心是悼”,则不能以押韵解释.由此推之,“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古汉语中的“词序倒置”,决不止“中河”、“中原”、“中林”等例子.其他例子有“大名”和“小名”的先后次序问题.例如“桑树”,桑为小名,树为大名,小名在大名之前,现代汉语不会讲“树桑”.但是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诗经·郑风·将仲子》,便提到“树杞”、“树桑”和“树檀”.与诗韵无关的,则有把蝗虫称为“虫蝗”的用法.有关的还有形容词倒置问题（以现代越南语为典型,粤语中也有保留,例如称“公鸡”为“鸡公”,称“客人”为“人客”,闽南话亦然）等等.这些从现代角度看来的“倒置”,往往揭示古代华夏先民的复杂成份.甚至连今天的“中国”一名,都可以源自这种“非汉族”语法,令人不得不深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
?
?虽然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是指国都,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这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古代“中国”作为地域概念主要指的是：
?1：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2：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
?3：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4：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所以后来,通常会把占据了中原地区的政权国家称为中国,《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契丹在和大宋王朝议和签订“潭渊之盟”,成为兄弟之邦后,契丹更是大力推行汉化.契丹的科举完全仿汉制,在建国伊始就建孔庙,非常尊孔,而且还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直矣!”因此契丹自称中国不是没有的阿.而辽亡后皇族耶律大石率部众西徙,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辽从宫廷语言到政治制度,都照搬中华.直到1211年,末主耶律直鲁古在乃蛮与花剌子模合攻下国亡,还保留华夏文化最特出的年号制度（时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呀,中华文化的继承人呀!
?金人自称汉人是从公元1141年南宋金和议后,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这以后金国就以中国正统自居,称自己为汉人,后来元朝也顺着叫原金国统治下的人为汉人.
中国作为国家概念的指代也许早已有之,但是中国正式作为国家的称呼是近代的事.而古人通常不会自称我是中国人,而是说我是某个朝代的人或是华夏人.以前的人的文章,没有几个人自称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称为“中华人”“华夏人”.虽然在清末,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当时人对国家名称“中国”的认同,还比不上对“支那”的认同,直到民国的建立,才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家代名词.
?还有一个实例可以看出古人对国名的认同态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注意那个或字,也就是说95个人中认同中国这个名号的还不到7个.而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可见的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并没有把“中国”这个词当作国家称呼.
?再说一个历史里的事：藏文《于田国授记》记载,一位叫尉迟胜的于田国王娶了一个中国公主普尼亚斯瓦罗,这位中国公主把蚕种带到了于田.这位“中国”公主是楼兰人,欧罗巴人种.因楼兰臣服于汉,藏文史书把楼兰称为中国.西域并非中原,在藏族眼中,西域也是中国,可见“中国”也并非完全是汉人心理定势中的中原.更何况,象日本的广岛、冈山、山口等地也叫“中国地方”,广岛也有“中国广播公司”,都是取“中国”这个词的古义.
?虽然“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
?最后说一个关于中国的外国发音的问题.
?欧洲人最早是称呼中国为“契丹”,这是从俄国人那里传来的.到目前为止.俄国人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拉丁语源的Cathay一名用来指中国,从马可波罗、哥伦布直到今天,在西方语言中也始终没有消失.例如港英时代开始营业延续至今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按英文原名严格讲,便应该称为“契丹航空公司”. 现在英文称呼中国为“CHINA”,是近代才开始改这个称呼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可能带有歧视的意思,前一段时间好像闹的也满凶的,很多人建议改回Cathay.但是已经成了国际习惯,而且在今天也没有谁把它当作贬义词来看待,所以后来也就算了.
最后说一下支那的问题.
尽管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可是“中国”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古代中国根据秦、汉……、明、清等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着改变.比如清朝时中国的正式名称是“大清”或“大清帝国”.尽管正式的国号没有叫过中国,中国民间倒是有“中国”或“中国人”的俗语词汇.不过以前人们提到“中国”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中国人”就是指中原人,以区别于新疆西藏蒙古的边民,以前并没有用“中国”代表国家的用法.
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为“隋”,唐朝时称中国为“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的词汇.以前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国概念时,则称中国为“汉土”或“唐土”,把中国字称为“汉字”,把中国语称为“汉文”.日本古时既不用“中国”,也不用“支那”代表中国,这些词在日本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到了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词也时髦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再称中国为“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国称为“支那”,结果这个称呼一下流行起来,一时间报刊书籍都用“支那”称呼起中国来.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的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
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
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现在英语中Chino或Sino的词头代表中国,比如Sino-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战争”,Sinology意思是“中国学”.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
上面说过,“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中国人为此而气愤吗?非也.原来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
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支那”这个词是被中日两国都承认的名词,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异议.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发生了内乱,各省独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称中国为“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为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二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开始日本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多大问题,因为“支那”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中国人一时间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一些爱国青年提出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国人,于是一把爱国大火便烧了起来.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词汇的做法.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
日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除了有上述1913年7月日本政府的规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华”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原来历史上“中华”、“中原”是为了区别周边异民族国家的用词.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蒙古人）.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自称“中国”,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骄傲感,因此一些他们认为改称“支那”为“中国”,有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的被侮辱感.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内在原因.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华民国”,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