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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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