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比较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比较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1）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迅速扩展和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强大推动下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与西方世界相比,有着数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在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市场扩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大大滞后了.在现代化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 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和社会人道化—— 型构和演进路径上,中国在近代、现代和当代与西方国家也迥异斐然.这些事实促使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及国外汉学家们不断反思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并从“五四”以来曾对中西文化的品格及其差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比较,以致使在这方面的出版物和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本文中,笔者仅从文化与制序（institutions）的相互关系,对东西方社会制序的历史型构与演进路径,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从文化与制序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东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品格,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化——无论是英美文化,还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大陆诸国的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文化,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t）文化.[1] 因此,要在相互比较中对东西方社会制序在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型构和演变路径有一较切近的领悟,看来还有必要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源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化与欧美社会的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进程与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我们这里首先指出,文化与广义的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在社会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构的：文化是社会制序的镜像,而种种社会制序则是文化在现实社会过程中在其形式上的固化、凝化、外化和体现.从欧美的社会历史演进行程来看,两希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以旧约与新约《圣经》为“范型”（archetype）的以色列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欧洲社会历史上与政治、法律、经济和其它社会体制同构在一起一同承传和涵衍到近代.到了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已交汇在一起但实质上却泾渭分明的“两希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在精神上为神本主义,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上为人本主义）分别在欧洲近代的两大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重塑和再生.这就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人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而直接承传了以色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精神而内涵在欧洲社会中神本主义则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尽管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分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两个精神底蕴维度上或者说两大潜流中发生的,并分别重塑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精神基体（matrix）,但西方文化的这两大精神传统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中再造和重塑的方向上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均指向从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政教合一的“神圣天蓬”（sacred canopy）下获得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从而使两希文化原型中就分别潜含着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真正昭显和光大出来.[2] 十五世纪左右在欧洲发生的这种文化精神上两大历史运动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序化和制序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和扩展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和诺思（Douglass North,1981）在西欧现代化的发生原因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西欧近代的工业技术的创新引致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自然导致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序安排的改变.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序安排（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变又可以视作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的改变.在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内部变迁的动力和路径问题上,诺思形成了一个与马克思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照诺思看来,近代欧洲历史上以明晰和充分地界定产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序安排的型构,为西欧社会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励.因此,照诺思看来,“制序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乃至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参North,1981; North & Thomas,1973）.尽管马克思与诺思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中生产技术与制序安排的相互关系在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作用上持相反的见解（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诺思认为制序安排的创新激励了工业技术的创新）,但他们在文化与社会制序的相互关系上却有一个共识.按诺思的话来说,以界定产权为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制序的变迁“创造了非人格化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打破了旧的意识形态”（见North,1981,中译本,页190-191）.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经济基础”的变迁引致了“上层建筑”的改变和重塑.由此看来,马克思和诺思均认为,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社会制序的变迁促使或牵动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