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有什么周总理的成长的故事.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04/29 06:07:42
有什么周总理的成长的故事.
1.曾经有外国记者这样问周总理:“总理阁下,请问全中国有多少钱呢?”
周总理答：“十八元八毛八分!”
在当时,人民币的面值有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所以周总理巧妙地回答了这个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的提问!
2.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3.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4.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 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5.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6.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7.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8.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9.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10.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11.有一次欧洲的外交官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每年发行人民币的总额是多少?”这是国家机密的问题,哪个国家财务会公开向外透露呢?这分明是想让周总理出丑. 如果总理说出一个真实数字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随便编造一个数字有损国体.众人面面相觑.周总理马上回答：“中国每年发表的人民币总额是：十八元八角八分.”总理的才思敏捷不得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的回答既不泄露国家机密,也是一个真实的数字难道不是么?以前的人民币只有“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这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不就刚好是18元8角8分么?
12.还有一次周总理出国访问时,在对方的宴会上有一道汤,从上面看不到热气上升,周总理没有留意其中的成分,舀一勺到嘴边被烫了一下,原来这汤上面是滚热的油.热油是看不到热气但温度非常高.如果没有接触很难辨认出温度的.这国家领导居然想出这么绝的手段 .过一段时间这位国家领导访华时,周总理亲自出马,为他做了一道“热呼呼”点心——油炸“冰棒”.周总理当着这外国领导的面命人拿来“热气上升”的冰棒,来到一锅滚热的油边,总理在冰棒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面粉,再往油锅里一放立即捞起,这时候面粉刚好被炸成干面皮包着冰棒,冰棒既不融化又可以看到“热呼呼”的样子.总理把这“热呼呼”的冰棒递给这外国领导,这人因为曾经用热汤烫过总理,这回又看到是刚从油锅里捞上来,接过手后不敢立即吃,先拿到嘴边慢慢吹气,不管他怎么吹“热气”依然不减.过了一会他才大胆的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结果被冻得打了一个哆嗦……
13.还有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总理:“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总理是世界上少有的好男人,当他的夫人知道自己无法生育的时候,主动要求总理纳妾,可以为周家传宗接代,可周总理坚决不娶,并且告诉夫人：“中华人民的儿女都是我的儿女.”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济渠,按周家谱系先取名贻德,后改名贻谦,再更名济渠,号竭之.他于清同治10年9月15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驸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于汉口,1937年安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谱名骏庞,号敦甫)虽曾还生过周贻震和周贻升,但这兄弟俩均系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济渠等于是周鸣鹿的独生子.他在周家同辈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来称之为三伯父.
周济渠幼年读书很刻苦,读的书也比较多,所以他还年轻时,就已精通经史子集,是位饱有学问的学者,并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他的父亲出于对他前途和出路的考虑,还给他捐纳了一个“国学生国子监典簿衔”,以期他在清末官场中有个发展.在他长大成人后,就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为塾师.他的同辈和后辈乡坊故老都喜欢喊他“老夫子”.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奖他是个学问很高的人.因为周家在淮安的特殊关系和地位,周济渠也被引进师爷行业.但淮安地处淮河下游,清朝末年,朝政腐败,淮河等主要江河疏于治理,淮安先后于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两次发大水,整个苏北一片汪洋,淮安城头上几乎可以行船.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出逃荒.周济渠所在衙门也不得不大批裁减员工.师爷本来就是个既不“入品”也不在“级”的人员.自然属裁减之列.周济渠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带上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周恩彦,离家去东北投奔时任奉天右参赞的妻兄钱能训.
周济渠是成人后由父亲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属宝应)大户人家的曹氏为妻.曹氏去世早,他又于光绪30年(公元1904年)续娶寄居淮安城里砖桥的钱馥兰为妻.钱馥兰的哥哥钱能训,是浙江嘉兴人.光绪24年(公元1898年)他中了进士,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同年12月任国务总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才被迫引咎辞职.周济渠与其妹结婚时恰逢在京任监察御史的钱能训去南方有事,便顺道回老家淮安参加了妹妹钱馥兰的婚嫁事情,并在淮安住了一段时间.期间,钱能训也曾多次去驸马巷周家作客.当时周恩来只有6周岁,钱能训见其聪颖灵秀,十分喜欢,特意几次辅导周恩来的书法,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深的记忆.
东北地区本是满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入关后虽定都北京,但仍给东北以许多优惠措施.如把盛京(今沈阳)定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今沈阳)府为京府等等,事实上是把整个东北地区建成一个类似于今天的“特别行政区”.所以,当时东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关内发达.
周济渠到东北后,钱能训就安排他到铁岭任税捐局主事,兼管铁岭的矿务.这在当时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谋到的“肥官”.
也是缘于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济渠奉命去湖北赈灾,10月清廷诏示周济渠在湖北赈灾任内“捐加四品衔并指归分省试用”.
就在周济渠这次赴湖北前,时在东北奉天的周贻赓就委托他这次去南方时,能顺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东门外祖茔地祭祀一下祖先,并把12岁的周恩来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父亲周贻能一起带来东北,以便让他这个侄儿能继续上学读书,也好让他的胞弟周贻能生活有个着落.
周贻赓是周恩来的亲伯父,在周恩来父辈嫡亲兄弟中居长.他也是利用周济渠与钱能训的姻亲关系才到东北谋上差事的,当时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科会计).周贻赓在去东北前曾在淮安先后娶过王氏和继配赵氏两任妻子,但皆未生育,且去世较早.到东北后,他又续娶山东的杨氏为夫人,仍无出,便一直无儿无女.而当时周恩来因已失去嗣父母和生母,在武汉做小职员的生身父亲又收入微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故他只能失学在家.但他不甘心学业荒废,多次写信给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边读书.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生前85岁时还曾对笔者说,四伯母(指周贻赓续弦杨氏)生前曾对她说过,恩来那时年岁虽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给四伯父的信写得很感人,“亲爱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所以,周贻赓也深深地被他这位侄儿打动了,就趁周济渠南方之行托他将周恩来带去东北.周济渠本来就是个热心人,加之他和周恩来又是伯侄关系,也就满口答应下来.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结束,就和七弟周贻能一道乘船顺江东下,再辗转淮安,带上侄儿周恩来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节.就这样,12岁的周恩来从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乡淮安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铁岭,迈出了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步.
到铁岭后,周济渠把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安排到铁岭县衙门当红笔师爷,又为他们父子俩找了一处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广心老人的儿子彭左清在铁岭商会工作,和周济渠是同事.当时,彭左清要求周贻能在闲时的每天晚上辅导彭家孩子的古文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可免费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厢房.周贻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齐齐哈尔出远差,而铁岭的“家”还没来得及安排好,周贻能只好拜托彭家人,把恩来寄托在彭家暂时生活.笔者1999年秋季曾走访铁岭,据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马阿宁女士介绍,周恩来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曾替彭家的管家于百川家放过马,喂过马.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吃上了东北的高粱米饭.他本来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饭,高粱米饭凉了之后,又黑、又红、又硬,刚开始的时候,他很难下咽.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时给了他教育和鼓励,让他坚持吃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京见到已故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人时,她还激动地回忆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和我们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来胞弟周恩寿)到北平,第一次见到了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怯生生地说,“我的老家不太好,是东北哈尔滨的.”因为我国东北曾多年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之下,一度使关内人对东北人有歧视看法.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了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是东北的高粱米锻炼了我的身体.”
不久,周贻能出差归来,经周济渠的安排,周恩来到铁岭银冈书院读书.银冈书院当时在当地是所很有名气的学馆.它位于铁岭古城南门内路西,是一所园林式的古建筑群,始建于清顺治15年(公元1658年).康熙年间,是全国五大书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国侵占了东北,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劫掠铁岭城,竟纵火焚烧20余天,百姓黎民惨遭荼炭.也就是从那时起,银冈书院爱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周恩来来到银冈书院的1910年,正是铁岭学界爱国活动空前高涨时期,岳飞的《满江红》,夏颂莱的《何日醒》,还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来都是在该校学会的.
正在成长中的周恩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学习与生活,所受到的爱国主义熏陶是非常强烈的,也是他能在13岁时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动力源.
银冈书院距周济渠供职的税捐局很近,遇有阴雨雪天,周济渠就让侄儿周恩来到他家吃午饭.只是好景不长,周恩来一学期的书还未读完,周济渠就“奉礼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税差”,带着妻儿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随钱能训迁往天津.
周恩来在铁岭的读书、生活时间虽然很短,但周济渠也不失时机地对侄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他带周恩来游览龙首山,向周恩来讲龙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铁岭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的旧战场.当年那场狗咬狗的战争使东北无数的农舍村庄被毁,老百姓横遭劫难.那场战争以日本人的战胜结束后,日方还特意在龙首山的高处竖立一块高大的石碑,以纪念和炫耀他们的战绩.周济渠指着龙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对周恩来他们说,龙首山是一条勤劳为民飞龙的化身,飞龙期盼着有一天再次腾飞起来,为万民造福.很明显,周济渠是借民间传说来比喻我们中华民族这条“飞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这些“妖魔”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周恩来对三伯父的这个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东渡日本前,特意重返东北,看望他的老师、旧友,并为他的当年同学郭思宁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其期盼祖国繁荣强盛的“飞龙”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据民国4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任奉天“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帮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不少资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刚刚归国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这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却正因为没有处理好学生运动而被迫去职.周济渠既是钱能训的妹夫,又是周恩来的伯父,当时又在天津供职,他深为侄儿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参加乱党”,由于他和钱能训的这层关系,也使他处于两难之中,曾提出要以登报声明与周恩来脱离叔侄关系相威胁,可事实上,他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周恩来.
1929年,周济渠调南京任津浦铁路总务处文管课课员.1934年他的妻子钱馥兰过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顾,便退休到武汉与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周恩彦一家同住.两年后病故于汉口,时年63岁.第二年,周恩彦遵其生前遗嘱,将其灵柩水运南京,与妻子合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周济渠1910年将周恩来带出淮安这一无意之举,却成了影响周恩来一生的一件大事
周总理答：“十八元八毛八分!”
在当时,人民币的面值有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所以周总理巧妙地回答了这个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的提问!
2.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3.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4.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 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5.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6.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7.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8.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9.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10.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11.有一次欧洲的外交官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每年发行人民币的总额是多少?”这是国家机密的问题,哪个国家财务会公开向外透露呢?这分明是想让周总理出丑. 如果总理说出一个真实数字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果随便编造一个数字有损国体.众人面面相觑.周总理马上回答：“中国每年发表的人民币总额是：十八元八角八分.”总理的才思敏捷不得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的回答既不泄露国家机密,也是一个真实的数字难道不是么?以前的人民币只有“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这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不就刚好是18元8角8分么?
12.还有一次周总理出国访问时,在对方的宴会上有一道汤,从上面看不到热气上升,周总理没有留意其中的成分,舀一勺到嘴边被烫了一下,原来这汤上面是滚热的油.热油是看不到热气但温度非常高.如果没有接触很难辨认出温度的.这国家领导居然想出这么绝的手段 .过一段时间这位国家领导访华时,周总理亲自出马,为他做了一道“热呼呼”点心——油炸“冰棒”.周总理当着这外国领导的面命人拿来“热气上升”的冰棒,来到一锅滚热的油边,总理在冰棒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面粉,再往油锅里一放立即捞起,这时候面粉刚好被炸成干面皮包着冰棒,冰棒既不融化又可以看到“热呼呼”的样子.总理把这“热呼呼”的冰棒递给这外国领导,这人因为曾经用热汤烫过总理,这回又看到是刚从油锅里捞上来,接过手后不敢立即吃,先拿到嘴边慢慢吹气,不管他怎么吹“热气”依然不减.过了一会他才大胆的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结果被冻得打了一个哆嗦……
13.还有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总理:“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总理是世界上少有的好男人,当他的夫人知道自己无法生育的时候,主动要求总理纳妾,可以为周家传宗接代,可周总理坚决不娶,并且告诉夫人：“中华人民的儿女都是我的儿女.”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济渠,按周家谱系先取名贻德,后改名贻谦,再更名济渠,号竭之.他于清同治10年9月15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驸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于汉口,1937年安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谱名骏庞,号敦甫)虽曾还生过周贻震和周贻升,但这兄弟俩均系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济渠等于是周鸣鹿的独生子.他在周家同辈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来称之为三伯父.
周济渠幼年读书很刻苦,读的书也比较多,所以他还年轻时,就已精通经史子集,是位饱有学问的学者,并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他的父亲出于对他前途和出路的考虑,还给他捐纳了一个“国学生国子监典簿衔”,以期他在清末官场中有个发展.在他长大成人后,就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为塾师.他的同辈和后辈乡坊故老都喜欢喊他“老夫子”.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奖他是个学问很高的人.因为周家在淮安的特殊关系和地位,周济渠也被引进师爷行业.但淮安地处淮河下游,清朝末年,朝政腐败,淮河等主要江河疏于治理,淮安先后于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两次发大水,整个苏北一片汪洋,淮安城头上几乎可以行船.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出逃荒.周济渠所在衙门也不得不大批裁减员工.师爷本来就是个既不“入品”也不在“级”的人员.自然属裁减之列.周济渠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带上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周恩彦,离家去东北投奔时任奉天右参赞的妻兄钱能训.
周济渠是成人后由父亲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属宝应)大户人家的曹氏为妻.曹氏去世早,他又于光绪30年(公元1904年)续娶寄居淮安城里砖桥的钱馥兰为妻.钱馥兰的哥哥钱能训,是浙江嘉兴人.光绪24年(公元1898年)他中了进士,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同年12月任国务总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才被迫引咎辞职.周济渠与其妹结婚时恰逢在京任监察御史的钱能训去南方有事,便顺道回老家淮安参加了妹妹钱馥兰的婚嫁事情,并在淮安住了一段时间.期间,钱能训也曾多次去驸马巷周家作客.当时周恩来只有6周岁,钱能训见其聪颖灵秀,十分喜欢,特意几次辅导周恩来的书法,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深的记忆.
东北地区本是满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入关后虽定都北京,但仍给东北以许多优惠措施.如把盛京(今沈阳)定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今沈阳)府为京府等等,事实上是把整个东北地区建成一个类似于今天的“特别行政区”.所以,当时东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关内发达.
周济渠到东北后,钱能训就安排他到铁岭任税捐局主事,兼管铁岭的矿务.这在当时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谋到的“肥官”.
也是缘于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济渠奉命去湖北赈灾,10月清廷诏示周济渠在湖北赈灾任内“捐加四品衔并指归分省试用”.
就在周济渠这次赴湖北前,时在东北奉天的周贻赓就委托他这次去南方时,能顺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东门外祖茔地祭祀一下祖先,并把12岁的周恩来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父亲周贻能一起带来东北,以便让他这个侄儿能继续上学读书,也好让他的胞弟周贻能生活有个着落.
周贻赓是周恩来的亲伯父,在周恩来父辈嫡亲兄弟中居长.他也是利用周济渠与钱能训的姻亲关系才到东北谋上差事的,当时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科会计).周贻赓在去东北前曾在淮安先后娶过王氏和继配赵氏两任妻子,但皆未生育,且去世较早.到东北后,他又续娶山东的杨氏为夫人,仍无出,便一直无儿无女.而当时周恩来因已失去嗣父母和生母,在武汉做小职员的生身父亲又收入微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故他只能失学在家.但他不甘心学业荒废,多次写信给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边读书.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生前85岁时还曾对笔者说,四伯母(指周贻赓续弦杨氏)生前曾对她说过,恩来那时年岁虽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给四伯父的信写得很感人,“亲爱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所以,周贻赓也深深地被他这位侄儿打动了,就趁周济渠南方之行托他将周恩来带去东北.周济渠本来就是个热心人,加之他和周恩来又是伯侄关系,也就满口答应下来.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结束,就和七弟周贻能一道乘船顺江东下,再辗转淮安,带上侄儿周恩来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节.就这样,12岁的周恩来从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乡淮安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铁岭,迈出了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步.
到铁岭后,周济渠把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安排到铁岭县衙门当红笔师爷,又为他们父子俩找了一处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广心老人的儿子彭左清在铁岭商会工作,和周济渠是同事.当时,彭左清要求周贻能在闲时的每天晚上辅导彭家孩子的古文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可免费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厢房.周贻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齐齐哈尔出远差,而铁岭的“家”还没来得及安排好,周贻能只好拜托彭家人,把恩来寄托在彭家暂时生活.笔者1999年秋季曾走访铁岭,据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马阿宁女士介绍,周恩来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曾替彭家的管家于百川家放过马,喂过马.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吃上了东北的高粱米饭.他本来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饭,高粱米饭凉了之后,又黑、又红、又硬,刚开始的时候,他很难下咽.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时给了他教育和鼓励,让他坚持吃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京见到已故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人时,她还激动地回忆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和我们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来胞弟周恩寿)到北平,第一次见到了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怯生生地说,“我的老家不太好,是东北哈尔滨的.”因为我国东北曾多年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之下,一度使关内人对东北人有歧视看法.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了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是东北的高粱米锻炼了我的身体.”
不久,周贻能出差归来,经周济渠的安排,周恩来到铁岭银冈书院读书.银冈书院当时在当地是所很有名气的学馆.它位于铁岭古城南门内路西,是一所园林式的古建筑群,始建于清顺治15年(公元1658年).康熙年间,是全国五大书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国侵占了东北,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劫掠铁岭城,竟纵火焚烧20余天,百姓黎民惨遭荼炭.也就是从那时起,银冈书院爱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周恩来来到银冈书院的1910年,正是铁岭学界爱国活动空前高涨时期,岳飞的《满江红》,夏颂莱的《何日醒》,还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来都是在该校学会的.
正在成长中的周恩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学习与生活,所受到的爱国主义熏陶是非常强烈的,也是他能在13岁时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动力源.
银冈书院距周济渠供职的税捐局很近,遇有阴雨雪天,周济渠就让侄儿周恩来到他家吃午饭.只是好景不长,周恩来一学期的书还未读完,周济渠就“奉礼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税差”,带着妻儿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随钱能训迁往天津.
周恩来在铁岭的读书、生活时间虽然很短,但周济渠也不失时机地对侄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他带周恩来游览龙首山,向周恩来讲龙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铁岭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的旧战场.当年那场狗咬狗的战争使东北无数的农舍村庄被毁,老百姓横遭劫难.那场战争以日本人的战胜结束后,日方还特意在龙首山的高处竖立一块高大的石碑,以纪念和炫耀他们的战绩.周济渠指着龙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对周恩来他们说,龙首山是一条勤劳为民飞龙的化身,飞龙期盼着有一天再次腾飞起来,为万民造福.很明显,周济渠是借民间传说来比喻我们中华民族这条“飞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这些“妖魔”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周恩来对三伯父的这个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东渡日本前,特意重返东北,看望他的老师、旧友,并为他的当年同学郭思宁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其期盼祖国繁荣强盛的“飞龙”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据民国4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任奉天“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帮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不少资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刚刚归国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这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却正因为没有处理好学生运动而被迫去职.周济渠既是钱能训的妹夫,又是周恩来的伯父,当时又在天津供职,他深为侄儿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参加乱党”,由于他和钱能训的这层关系,也使他处于两难之中,曾提出要以登报声明与周恩来脱离叔侄关系相威胁,可事实上,他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周恩来.
1929年,周济渠调南京任津浦铁路总务处文管课课员.1934年他的妻子钱馥兰过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顾,便退休到武汉与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周恩彦一家同住.两年后病故于汉口,时年63岁.第二年,周恩彦遵其生前遗嘱,将其灵柩水运南京,与妻子合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周济渠1910年将周恩来带出淮安这一无意之举,却成了影响周恩来一生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