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丞相是谁?为什么?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28 08:54:42
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丞相是谁?为什么?
我问的最悲惨,是指那种尽责却不逢时的,下场凄凉的；另外,像答张居正的朋友,会去看下书,张居正不是丞相.
我问的最悲惨,是指那种尽责却不逢时的,下场凄凉的；另外,像答张居正的朋友,会去看下书,张居正不是丞相.
李斯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朝建立以后,由于秦始皇对广大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武装斗争形式外,广大人民还以歌谣的形式咒骂秦始皇,如说：“阿房阿房,亡始皇”等.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地主阶级也很担心.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先后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其目的就是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尽管秦始皇到各处巡行,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然而反抗还是不断发生,如有人拦截皇家使者,有人公开咒骂秦始皇：“今年祖龙(秦始皇)死.”所以,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决定第五次巡行. 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中车府令赵高也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想让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拢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设法争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与李斯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曾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没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位；全由胡亥和我来决定丁,你认为如何?”这是探听的口气.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反映出李斯对赵高的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面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的心情.赵高接着又威胁说,现在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我们的手里.李斯见形势不妙,就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办法吗?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主若能厉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比百姓还辛劳,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关于“督责之术”的主张,既有取宠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继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书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韩非的话,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不过,李斯讲得更加露骨而已.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明朝有四大丞相：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四相无一善终,均为朱元璋所杀.如果说大明宰相中,李善长、杨宪、胡惟庸,包括虚位丞相徐达都有可能对朱元璋的皇权构成威胁,那么汪广洋性格宽和自守,是一个什么权力都不要的逍遥派,为什么也不能免于一死呢?这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启示呢?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胡惟庸,将淮西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广洋的左丞之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中庸宽和,自守逍遥的做法.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他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此时的中书省,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害死了杨宪,逼走了汪广洋,结亲了李善长,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洪武八年四月,刘基被死在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朱元璋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
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发威.
要说汪广洋,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乎,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胡惟庸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这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洪武十三年夏天,“云奇告变”胡惟庸想造反!胡惟庸“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权力的最终一击.
屠刀挥动的肇端发生于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国东南部地区)来使进贡,按说这种外交大事,从正常制度上来说,中书省接到报告后应该上报朱元璋,从朱元璋训话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由相关负责人直接汇报给皇帝才对.然而,朱元璋并不是从中书或是礼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节来南京的消息——相关人员竟然没有报告给朱元璋!
朱元璋找来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为何隐瞒不报.汪广洋自从再入中书以来,更加小心谨慎,上次挑战李善长失败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书省.他知道,他应该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剑,继续去挑战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长,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会激发潜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争到底,但汪广洋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些年来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为民做事的豪气日渐消磨,洪武九年对李善长的弹劾,是他唯一一次爆发,当时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却没料到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还被朱元璋当成打手又被扔进了中书省.他知道,迟早朱元璋会拿中书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书省,恐怕很难再活着走出去了,这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寻得心灵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应付一下,根本就不过心,胡惟庸爱耍什么小动作就耍什么小动作,他是一概不问,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对于这次重大外交失误,汪广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头而已,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礼部负责,都是礼部的错.朱元璋又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位宰相也毫不畏惧,说这种事我们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书省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底下做事的怎么敢擅专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来踢去,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肯承认错误.既然都不认错,那就都别安生了.于是把礼部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全都下狱,暗中让检校调查真正敢将此事压下隐瞒不报的指使者.明面上,两位宰相只被骂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胡惟庸和汪广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书省,不知在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这两位老对头是否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这绝望既是属于胡惟庸的,也是属于汪广洋的,甚至,是属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长的.
命运的转轮既已启动,断无停下之理,朝中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烧大的决心.胡惟庸和李善长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鲜无限,朝中有无数大臣眼红,早就想取而代之.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恐怕他们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从中渔利呢?能扳倒一个是一个,说不定哪天那个耀眼的职位就能落到自己头上呢.
过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调查结果出炉——汪广洋是罪魁祸首.这个结果在朱元璋眼里,只能说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势力太过庞大,已经完全架空他这个皇帝的权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而且总不能让皇帝自己去说,得由臣下发难才好,挑来选去,一个叫涂节的大臣被他挑中了.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很是合适.为了不打草惊蛇,汪广洋仍然被牺牲掉了,他先是被贬官到广东,还没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圣旨,说他以前当地方官的时候包庇犯法的宗亲朱文正,后来在中书省的时候明明知道杨宪的奸邪却不报告,结论是“赐死”.汪广洋几乎是以解脱的心情来接的圣旨,这样的场景,在他的梦里已经反复出现过无数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摆脱梦魇,这一次却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汪广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没有连罪他的家人,但汪广洋有个陈氏小妾,得到汪广洋死去的消息后也跟着自杀了.古时丈夫死了,没有子女的妻妾从死,是贞洁的行为,很多帝王都会给这样的女人以表彰,但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引起的却是反效果.随着陈氏小妾自杀殉夫的消息一起报告给朱元璋的是这个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个县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不知怎么竟成了汪广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从来官奴只能赏赐给功臣之家,汪广洋这样的文官怎么能纳之为妾呢?”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彻查,于是从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觉到了皇帝对胡惟庸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限.这个案子还没查完,胡惟庸已经掉了脑袋.
于是,经过几年的蛰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朝建立以后,由于秦始皇对广大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武装斗争形式外,广大人民还以歌谣的形式咒骂秦始皇,如说：“阿房阿房,亡始皇”等.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地主阶级也很担心.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先后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其目的就是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尽管秦始皇到各处巡行,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然而反抗还是不断发生,如有人拦截皇家使者,有人公开咒骂秦始皇：“今年祖龙(秦始皇)死.”所以,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决定第五次巡行. 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中车府令赵高也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想让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拢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设法争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与李斯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曾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没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位；全由胡亥和我来决定丁,你认为如何?”这是探听的口气.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反映出李斯对赵高的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面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的心情.赵高接着又威胁说,现在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我们的手里.李斯见形势不妙,就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办法吗?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主若能厉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比百姓还辛劳,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关于“督责之术”的主张,既有取宠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继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书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韩非的话,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不过,李斯讲得更加露骨而已.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明朝有四大丞相：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四相无一善终,均为朱元璋所杀.如果说大明宰相中,李善长、杨宪、胡惟庸,包括虚位丞相徐达都有可能对朱元璋的皇权构成威胁,那么汪广洋性格宽和自守,是一个什么权力都不要的逍遥派,为什么也不能免于一死呢?这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启示呢?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胡惟庸,将淮西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广洋的左丞之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中庸宽和,自守逍遥的做法.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他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此时的中书省,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害死了杨宪,逼走了汪广洋,结亲了李善长,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洪武八年四月,刘基被死在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朱元璋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
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发威.
要说汪广洋,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乎,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胡惟庸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这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洪武十三年夏天,“云奇告变”胡惟庸想造反!胡惟庸“谋逆”案,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肇始,也是他收回宰相权力的最终一击.
屠刀挥动的肇端发生于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国东南部地区)来使进贡,按说这种外交大事,从正常制度上来说,中书省接到报告后应该上报朱元璋,从朱元璋训话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由相关负责人直接汇报给皇帝才对.然而,朱元璋并不是从中书或是礼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节来南京的消息——相关人员竟然没有报告给朱元璋!
朱元璋找来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为何隐瞒不报.汪广洋自从再入中书以来,更加小心谨慎,上次挑战李善长失败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书省.他知道,他应该成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剑,继续去挑战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长,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会激发潜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争到底,但汪广洋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些年来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为民做事的豪气日渐消磨,洪武九年对李善长的弹劾,是他唯一一次爆发,当时想着不成功便成仁,却没料到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还被朱元璋当成打手又被扔进了中书省.他知道,迟早朱元璋会拿中书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书省,恐怕很难再活着走出去了,这让他彻底崩溃.他开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寻得心灵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应付一下,根本就不过心,胡惟庸爱耍什么小动作就耍什么小动作,他是一概不问,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对于这次重大外交失误,汪广洋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头而已,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礼部负责,都是礼部的错.朱元璋又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两位宰相也毫不畏惧,说这种事我们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书省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底下做事的怎么敢擅专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来踢去,竟没有一个有担当的肯承认错误.既然都不认错,那就都别安生了.于是把礼部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全都下狱,暗中让检校调查真正敢将此事压下隐瞒不报的指使者.明面上,两位宰相只被骂了一顿,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胡惟庸和汪广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书省,不知在中书省昏暗的烛光下,这两位老对头是否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的神情——这绝望既是属于胡惟庸的,也是属于汪广洋的,甚至,是属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长的.
命运的转轮既已启动,断无停下之理,朝中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烧大的决心.胡惟庸和李善长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鲜无限,朝中有无数大臣眼红,早就想取而代之.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恐怕他们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从中渔利呢?能扳倒一个是一个,说不定哪天那个耀眼的职位就能落到自己头上呢.
过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调查结果出炉——汪广洋是罪魁祸首.这个结果在朱元璋眼里,只能说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势力太过庞大,已经完全架空他这个皇帝的权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须有过得去的理由,而且总不能让皇帝自己去说,得由臣下发难才好,挑来选去,一个叫涂节的大臣被他挑中了.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很是合适.为了不打草惊蛇,汪广洋仍然被牺牲掉了,他先是被贬官到广东,还没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圣旨,说他以前当地方官的时候包庇犯法的宗亲朱文正,后来在中书省的时候明明知道杨宪的奸邪却不报告,结论是“赐死”.汪广洋几乎是以解脱的心情来接的圣旨,这样的场景,在他的梦里已经反复出现过无数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摆脱梦魇,这一次却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汪广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没有连罪他的家人,但汪广洋有个陈氏小妾,得到汪广洋死去的消息后也跟着自杀了.古时丈夫死了,没有子女的妻妾从死,是贞洁的行为,很多帝王都会给这样的女人以表彰,但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引起的却是反效果.随着陈氏小妾自杀殉夫的消息一起报告给朱元璋的是这个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个县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卖为官奴,不知怎么竟成了汪广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从来官奴只能赏赐给功臣之家,汪广洋这样的文官怎么能纳之为妾呢?”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彻查,于是从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觉到了皇帝对胡惟庸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限.这个案子还没查完,胡惟庸已经掉了脑袋.
于是,经过几年的蛰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