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另外,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
　　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些歌妓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一、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二、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三、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