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美,苏冷战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20 09:16:28
美,苏冷战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后来美,苏形式是怎么发展的?
后来美,苏形式是怎么发展的?
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的新特点
[内容提要]当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冷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既继承了老牌霸权主义的传统,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更具全球扩张性的霸权；是“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霸权；是以强大实力为支撑的制度化、机制化霸权.面对美国霸权主义出现的新特点,世界面临新的挑战.
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与传统霸权主义相比,不仅继承了老牌霸权主义的传统,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它更具有全球扩张性,更注意“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结合,更强调秩序和价值观,因而更具欺骗性和危险性.
一、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更具全球扩张性的霸权
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更具全球扩张性,这根源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及其基督教文化的扩张性.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了40余年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惟一超级大国,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但崇尚权力政治仍然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同其他政治一样是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们的直接目标.”斯派克曼认为：“夺取权力的竞争是人类关系的根本实质.在国际事务的领域内尤其如此.……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因为到最后惟有强权才能实现外交政策的目的.”冷战后的战略优势、对权力的追逐和建立世界超级大国的觊望使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冷战后凸现其全球扩张性的特征.
冷战时期,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扩张、削弱苏联实力；主要实施范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带和地缘政治上重要的“中间地带”；主要手段是军事上的对抗与遏制.冷战结束后,美国明确提出它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美国必须发挥在全世界的“领导作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二是美国必须确保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围绕着这两大目标,美国逐步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并于1995年2月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其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自由力量的战略目标,即“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此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利用其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把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中心的世界“心脏地带”——欧亚大陆作为其全球霸权战略的重点,并试图依托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加紧构筑由其主导的所谓全球安全体系.“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再是被动地遏制某一敌对国家的扩张,而是积极地向全世界扩展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与苏联争霸世界,而是独霸世界；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也不再有特定范围和限度,而是实施的空间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目标更大.
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它主要面临两大威胁：第一是“新的大国崛起”,其结果必然威胁美国的霸权,引发地区不稳定.第二是“战略边缘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将影响到美国在核心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将欧洲、东亚和海湾地区确定为与美国安全利益生死攸关的地区,这是因为,欧洲与东亚是有可能出现挑战国并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地区,而海湾地区的利益上要是石油与航道.这三个地区都是核心地区,因此欧洲的北约和东亚的日本自然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支柱.美国政府非常明确地说,欧洲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北约是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锚”,美国在冷战后将主要通过北约来行使对欧洲的领导权.而日本对于美国同样重要,它是一只“远东之锚”.“美日同盟以及其他的双方军事同盟关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或者说主要是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机制的基石.“两锚”战略在冷战后形成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有西进、西有东扩”的进攻性战略态势.“从地缘战略上看,美国在欧亚大陆西有北约东扩,东有美日军事同盟的‘西进’,这种东西夹击在地缘上对整个欧亚大陆形成向中心包抄和挤压之势,加之美国在海湾——高加索——里海——中亚地带的渗透和控制,可以说,美国正在一步步实现它的先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的战略意图.”1999年3月,北约在美国主导下成功地吸收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为新成员,完成了首批东扩.2004年3月北约又成功地吸收了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七国为新成员,完成了第二批东扩,使北约扩大为26个成员国.北约东扩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巩固冷战胜利成果,抢在俄罗斯强大前消化东欧,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将北约边界线推到俄罗斯和独联体边境,增加西方世界的战略纵深；通过增加新成员、扩大北约的管辖范围和职能,给因冷战结束而缺少生气的北约注入新的活力,以便美国继续留在欧洲,充当欧洲安全保护人的角色.
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强化了美日同盟.1994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东京时,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产美安全保障体制.在防卫范围上,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由原来的主要“保卫日本”转变为面向整个亚太地区；在防卫对象上,把日美安保体制由原来的主要针对北方（前苏联）改变为主要针对东南方向；在防卫方针上,把过去的“立足本土、专守防卫”改变为“立足亚太、积极防御”；在地位和作用上,日本由原来的消极被动型转变为积极主动型,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将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霸权理论的“责任分担说”.1997年9月,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了新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明确规定了“在平时”、“在日本遭到武力侵略时”、“在亚太地区发生紧急事态时”美日两国军事合作的方式、程度、范围及规模,这就意味着美日军事同盟已由防御性质转变为进攻性质,军事行动范围已从日本本土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进而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这也进一步表明美、日在一系列领域扩大了安全合作,日本将成为美国更可靠的盟友,在协助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美国还进一步密切了美韩、美澳、美泰、美新等军事合作关系,并试图“重返菲律宾”,美国还积极向中亚地区渗透.由此可见,美国试图使冷战时期它曾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所谓“新月形”包围圈“复活”,以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它所认定的“潜在对手”形成围堵,从而实现其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
二、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霸权
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搞扩张、想称霸的国家,都必须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并采取直接的军事扩张未谋求势力范围.美国向来是一个注重和崇尚实力的国家.冷战后,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历史上其他霸权国一样十分重视军事实力在全球扩张中的作用.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军事大国,也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中国防开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1999年美国国防预算开支达2762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英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个国家军费总和的1.67倍.轰炸南联盟时,美国又追加军费117亿美元.2004年美国众议院批准年度国防开支为3687亿美元.美国军费开支的相当部分用于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与开发.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研制出核武器,并且是惟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冷战结束后,尽管信息社会已经来临,军事竞争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但战略核武器仍是夺取战略优势的重要“杀手铜”.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决定继续延续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在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计划.于是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强行研发和试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企图打破全球战略平衡,巩固和发展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为其谋求“霸权和平”的战略目标服务.2001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正式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两国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并宣布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此外,还加紧同德、法、意、澳、以等盟国联合研制美国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在亚太地区计划将日本、韩国和台湾纳入TMD体系.美国认为只要建成TMD和NMD体系,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核打击力量将处于“失能”状态,美国将享有前所未有的战略性进攻和战略性防御的双重优势,从而为其在全球建立“霸权和平”的时代奠定战略性基础.
据统计,1990年至1999年,美国依靠“一超”地位,在无强大竞争对手的背景下,对外军事干预达到56次,年用兵率是冷战时期的一倍,尤其是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从1997年的5次增加到1998年的16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1995年的波黑维和行动、1998年末的“沙漠之狐”行动以及1999年上半年借助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的长达两个多月的空中打击.2003年3月17日美国又发动了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攫取石油等重要资源的伊拉克战争.总之,近几年来,美国对地区热点问题或进行军事威慑,或进行幕后指使和策划,或直接出兵进行武力干涉,这使美国成为推行全球“军事干涉主义”最为猖獗的国家,充分显示了美国的“硬权力”.
当今世界,以实力谋取霸权仍然是美国新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比较单一的霸权手段已不能满足新的霸权的需要.即便像美国这样超强的国家也根本不可能通过军事方式控制整个地球,美国看到并且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伊拉克和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就是有力的证明,武力威慑与军事打击都没有真正达到美国的意图.于是,美国一直在寻求一条新的霸权途径,这就是“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方式.
顾名思义,“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而言的.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优势.“硬权力”是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施加影响；“软权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归根结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归制力.同时,约瑟•奈还特别强调“软权力”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战略意义.1999年他在《时代》周刊一篇题为“软权力的挑战”的文章中说：“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它是通过让别人信服他们应该跟随你或让他们同意那种能够产生你所需要的行为的标准（Norms）和制度（Institutions）来工作的.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加强界定它们利益的国际体制（Institutions）,那么它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同年《外交》杂志7—8月号上,他又以《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为题再次提醒美国决策者：“我们的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
和军事打击与威慑或经济封锁与制裁等“硬权力”的形式与手段不同,美国“软权力”的表现形式往往更温和、更无形,但它的内容却比“硬权力”更为丰富和复杂,它的影响力也比硬权力更丰富和久远.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是一切文化的核心.美国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根植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杰弗逊的“民主理想”,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都突出地展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美国的迅速崛起,又使美国人将其价值观念绝对化,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上推广,让全人类共享.“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以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因此,在此指导下,冷战后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必要时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积极向外输出其价值观念,实行文化“侵略”和“扩张”.
“文化扩张”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软权力”个球扩张的基本战略.实行文化扩张,通过价值观念的输出支配国际政治秩序,是美国实现霸权战略的基本手段.近年来,美国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文化扩张,或筑起文化堡垒,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或结合经济交流,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或利用国际文化交流,大肆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或强化冷战思维,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总之,美国“软权力”扩张的实质是利用美国在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优势,将其他国家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遵守美国所倡导的国际机制、规则、秩序,成为美国意义上的守规矩、负责任的国家,从而不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构成挑战.
冷战后新形势下的美国霸权已经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霸权,其差别就在于美国不仅积累起了庞大的物质力量,保持着强大的“硬权力”资源,而且还借助其特殊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庞大的传播体系和信息革命的有力推动,构造起了强有力的精神或文化力量,开拓出丰富的“软权力”资源,从而使美国霸权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上的威慑力量,而且还具有无所不在的精神上的穿透力.美国“软权力”的战略辐射和无形扩张——“美国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推动,正在把美国的影响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霸权国.
三、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以强大实力为支撑的制度化、机制化霸权
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日益制度化和有序化.随着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制度的具体安排（规则、机制）在类型和数量上越来越多,渗透领域越来越广,作用和地位愈益重要.
国际制度发展史是深深地打着霸权烙印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有这样一段话,“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十七世纪的法国,在红衣大主教黎塞留的领导下,开现代国际关系之先河,这种国际社会以主权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以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将均势概念精确化,这一概念主导欧洲外交长达二百年之久.十九世纪,梅特涅的奥地利重建了整体欧洲概念.而俾斯麦的德意志则摧毁了这一概念,并将欧洲外交变成一场强权政治的冷酷游戏.在二十世纪,美国是最具决定性,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国家.”那么,霸权和国际制度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
罗伯特•吉尔平指出,霸权国建立霸权的手段或方式就是建立管理和控制国际事务、国际体系的各种国际制度,并威胁利诱其他国家参加,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体系.冷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就集中体现了以建立和主导国际机制谋求霸权的野心.
历史上的霸权国家都曾试图主要通过军事力量和贸易手段实施全球性霸权,“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主要是通过建立殖民统治实现对领土的占领,这种军事统治方式难以逃脱“过渡扩张”的衰败结局.而美国霸权主义则有所不同.冷战结束之后,在“西强东弱”、“北南弱”的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美国虽然寻求全球范围的霸权,但并不希望表现得像历史上的霸权国那样以霸为道、以权强制,所以它提倡构建“仁慈霸权”、“王道霸权”,其典型的做法就是加强制度霸权.所谓“制度霸权”就是指构建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通过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体现出来的一种霸权形态.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利用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机制来制约他国,维护自己的霸权利益；二是在这一霸权背后,往往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整个国际资本的利益,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制度霸权形态的存在与发展,根源于国际资本的扩张、发达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及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逐渐趋同,同时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谋求领导地位的一 种现实的选择.它使美国的霸权更趋合法化.具体做法是：
在政治领域,美国以“主权过时”、“人权高于主权”和“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为主要理论支点,通过对不干涉内政、主权至上等现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修正,使美国的武力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合法化；或在必要时,无需联合国授权,可单独采取干涉行为,这就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大开了方便之门,使美国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世界.在经济领域,一方面美国试图主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控制,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如美国积极促进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并按其意志确立新的世界贸易规则；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亚洲国家内部经济体制进行了干预,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等.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步伐,构筑以它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比如,1992年10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这就使美国的经济影响扩大到整个北美地区.同时,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美、中美、南美的34个国家还决定建立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到火地岛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并且在美国主导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走向了机制化轨道,这就为美国介入亚太提供了条件.在安全领域,美国通过维持和改造军事同盟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和磋商,谋求建立各种军控和裁军机制,成为美国主导世界安全事务的主要途径.在核扩散和武器扩散方面,美国一方面继续强化国际不扩散机制,从而使其控制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扩大对国际不扩散机制主导的力度.如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推动制定有关不扩散规则、限制内容等,并要求他国遵守.
从国际制度着手建立制度霸权已成为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冷战后国际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而言,任何制度的规则都将反映制度所覆盖的所有成员（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成员）的相对实力地位,这种地位限定了讨价还价的空间,左右了交易的成本.因此,弱小国家常常沦为国际机制的较少受益者甚至“被压迫者”.美国一方面通过大国协商,联合西方盟国,诱压新兴或未来大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制定,允许它们“搭便车”,使它们接受自己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迫弱小国家接受美国的游戏规则.这种典型的制度霸权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小布什一上台则表现出强硬的单边主义倾向,但“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协调大国关系上,又开始向制度回归.实际上,在冷战后时代非对抗性的大国关系中,与赤裸裸的威胁相比,国际制度对霸权而言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工具.因为,将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用武力或经济胁迫的手段强加给其他国家,代价往往是高昂的,而通过制度的控制和引诱则能掩盖其利己的实质,加强其行为的合法性,即制度作为强权统治的工具,发生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间接诱压,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未来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面临着美国制度霸权带来的新挑战.
总之,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种更具扩张性的霸权主义,一种更全面的、全方位的霸权主义.其最终目的是称霸全球、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
[内容提要]当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冷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既继承了老牌霸权主义的传统,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更具全球扩张性的霸权；是“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霸权；是以强大实力为支撑的制度化、机制化霸权.面对美国霸权主义出现的新特点,世界面临新的挑战.
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与传统霸权主义相比,不仅继承了老牌霸权主义的传统,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它更具有全球扩张性,更注意“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结合,更强调秩序和价值观,因而更具欺骗性和危险性.
一、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更具全球扩张性的霸权
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更具全球扩张性,这根源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及其基督教文化的扩张性.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了40余年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惟一超级大国,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但崇尚权力政治仍然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同其他政治一样是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们的直接目标.”斯派克曼认为：“夺取权力的竞争是人类关系的根本实质.在国际事务的领域内尤其如此.……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因为到最后惟有强权才能实现外交政策的目的.”冷战后的战略优势、对权力的追逐和建立世界超级大国的觊望使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冷战后凸现其全球扩张性的特征.
冷战时期,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扩张、削弱苏联实力；主要实施范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带和地缘政治上重要的“中间地带”；主要手段是军事上的对抗与遏制.冷战结束后,美国明确提出它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美国必须发挥在全世界的“领导作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二是美国必须确保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围绕着这两大目标,美国逐步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并于1995年2月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其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自由力量的战略目标,即“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此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利用其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把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中心的世界“心脏地带”——欧亚大陆作为其全球霸权战略的重点,并试图依托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加紧构筑由其主导的所谓全球安全体系.“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再是被动地遏制某一敌对国家的扩张,而是积极地向全世界扩展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与苏联争霸世界,而是独霸世界；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也不再有特定范围和限度,而是实施的空间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目标更大.
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它主要面临两大威胁：第一是“新的大国崛起”,其结果必然威胁美国的霸权,引发地区不稳定.第二是“战略边缘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将影响到美国在核心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将欧洲、东亚和海湾地区确定为与美国安全利益生死攸关的地区,这是因为,欧洲与东亚是有可能出现挑战国并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地区,而海湾地区的利益上要是石油与航道.这三个地区都是核心地区,因此欧洲的北约和东亚的日本自然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支柱.美国政府非常明确地说,欧洲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北约是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锚”,美国在冷战后将主要通过北约来行使对欧洲的领导权.而日本对于美国同样重要,它是一只“远东之锚”.“美日同盟以及其他的双方军事同盟关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或者说主要是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机制的基石.“两锚”战略在冷战后形成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有西进、西有东扩”的进攻性战略态势.“从地缘战略上看,美国在欧亚大陆西有北约东扩,东有美日军事同盟的‘西进’,这种东西夹击在地缘上对整个欧亚大陆形成向中心包抄和挤压之势,加之美国在海湾——高加索——里海——中亚地带的渗透和控制,可以说,美国正在一步步实现它的先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的战略意图.”1999年3月,北约在美国主导下成功地吸收了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为新成员,完成了首批东扩.2004年3月北约又成功地吸收了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七国为新成员,完成了第二批东扩,使北约扩大为26个成员国.北约东扩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巩固冷战胜利成果,抢在俄罗斯强大前消化东欧,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将北约边界线推到俄罗斯和独联体边境,增加西方世界的战略纵深；通过增加新成员、扩大北约的管辖范围和职能,给因冷战结束而缺少生气的北约注入新的活力,以便美国继续留在欧洲,充当欧洲安全保护人的角色.
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强化了美日同盟.1994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东京时,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产美安全保障体制.在防卫范围上,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由原来的主要“保卫日本”转变为面向整个亚太地区；在防卫对象上,把日美安保体制由原来的主要针对北方（前苏联）改变为主要针对东南方向；在防卫方针上,把过去的“立足本土、专守防卫”改变为“立足亚太、积极防御”；在地位和作用上,日本由原来的消极被动型转变为积极主动型,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将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霸权理论的“责任分担说”.1997年9月,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了新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明确规定了“在平时”、“在日本遭到武力侵略时”、“在亚太地区发生紧急事态时”美日两国军事合作的方式、程度、范围及规模,这就意味着美日军事同盟已由防御性质转变为进攻性质,军事行动范围已从日本本土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进而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这也进一步表明美、日在一系列领域扩大了安全合作,日本将成为美国更可靠的盟友,在协助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美国还进一步密切了美韩、美澳、美泰、美新等军事合作关系,并试图“重返菲律宾”,美国还积极向中亚地区渗透.由此可见,美国试图使冷战时期它曾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所谓“新月形”包围圈“复活”,以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它所认定的“潜在对手”形成围堵,从而实现其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
二、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霸权
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搞扩张、想称霸的国家,都必须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并采取直接的军事扩张未谋求势力范围.美国向来是一个注重和崇尚实力的国家.冷战后,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历史上其他霸权国一样十分重视军事实力在全球扩张中的作用.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军事大国,也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中国防开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1999年美国国防预算开支达2762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英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个国家军费总和的1.67倍.轰炸南联盟时,美国又追加军费117亿美元.2004年美国众议院批准年度国防开支为3687亿美元.美国军费开支的相当部分用于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与开发.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研制出核武器,并且是惟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冷战结束后,尽管信息社会已经来临,军事竞争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但战略核武器仍是夺取战略优势的重要“杀手铜”.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决定继续延续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在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计划.于是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强行研发和试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企图打破全球战略平衡,巩固和发展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为其谋求“霸权和平”的战略目标服务.2001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正式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两国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并宣布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此外,还加紧同德、法、意、澳、以等盟国联合研制美国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在亚太地区计划将日本、韩国和台湾纳入TMD体系.美国认为只要建成TMD和NMD体系,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核打击力量将处于“失能”状态,美国将享有前所未有的战略性进攻和战略性防御的双重优势,从而为其在全球建立“霸权和平”的时代奠定战略性基础.
据统计,1990年至1999年,美国依靠“一超”地位,在无强大竞争对手的背景下,对外军事干预达到56次,年用兵率是冷战时期的一倍,尤其是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从1997年的5次增加到1998年的16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1995年的波黑维和行动、1998年末的“沙漠之狐”行动以及1999年上半年借助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的长达两个多月的空中打击.2003年3月17日美国又发动了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攫取石油等重要资源的伊拉克战争.总之,近几年来,美国对地区热点问题或进行军事威慑,或进行幕后指使和策划,或直接出兵进行武力干涉,这使美国成为推行全球“军事干涉主义”最为猖獗的国家,充分显示了美国的“硬权力”.
当今世界,以实力谋取霸权仍然是美国新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比较单一的霸权手段已不能满足新的霸权的需要.即便像美国这样超强的国家也根本不可能通过军事方式控制整个地球,美国看到并且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伊拉克和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就是有力的证明,武力威慑与军事打击都没有真正达到美国的意图.于是,美国一直在寻求一条新的霸权途径,这就是“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方式.
顾名思义,“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而言的.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优势.“硬权力”是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施加影响；“软权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归根结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归制力.同时,约瑟•奈还特别强调“软权力”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战略意义.1999年他在《时代》周刊一篇题为“软权力的挑战”的文章中说：“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它是通过让别人信服他们应该跟随你或让他们同意那种能够产生你所需要的行为的标准（Norms）和制度（Institutions）来工作的.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加强界定它们利益的国际体制（Institutions）,那么它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同年《外交》杂志7—8月号上,他又以《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为题再次提醒美国决策者：“我们的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
和军事打击与威慑或经济封锁与制裁等“硬权力”的形式与手段不同,美国“软权力”的表现形式往往更温和、更无形,但它的内容却比“硬权力”更为丰富和复杂,它的影响力也比硬权力更丰富和久远.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是一切文化的核心.美国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根植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杰弗逊的“民主理想”,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都突出地展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美国的迅速崛起,又使美国人将其价值观念绝对化,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上推广,让全人类共享.“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以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因此,在此指导下,冷战后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必要时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积极向外输出其价值观念,实行文化“侵略”和“扩张”.
“文化扩张”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软权力”个球扩张的基本战略.实行文化扩张,通过价值观念的输出支配国际政治秩序,是美国实现霸权战略的基本手段.近年来,美国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文化扩张,或筑起文化堡垒,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或结合经济交流,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或利用国际文化交流,大肆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或强化冷战思维,以思想文化为阵地,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总之,美国“软权力”扩张的实质是利用美国在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优势,将其他国家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遵守美国所倡导的国际机制、规则、秩序,成为美国意义上的守规矩、负责任的国家,从而不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构成挑战.
冷战后新形势下的美国霸权已经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霸权,其差别就在于美国不仅积累起了庞大的物质力量,保持着强大的“硬权力”资源,而且还借助其特殊的文化与历史背景、庞大的传播体系和信息革命的有力推动,构造起了强有力的精神或文化力量,开拓出丰富的“软权力”资源,从而使美国霸权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上的威慑力量,而且还具有无所不在的精神上的穿透力.美国“软权力”的战略辐射和无形扩张——“美国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推动,正在把美国的影响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霸权国.
三、冷战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以强大实力为支撑的制度化、机制化霸权
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日益制度化和有序化.随着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制度的具体安排（规则、机制）在类型和数量上越来越多,渗透领域越来越广,作用和地位愈益重要.
国际制度发展史是深深地打着霸权烙印的.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有这样一段话,“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十七世纪的法国,在红衣大主教黎塞留的领导下,开现代国际关系之先河,这种国际社会以主权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以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将均势概念精确化,这一概念主导欧洲外交长达二百年之久.十九世纪,梅特涅的奥地利重建了整体欧洲概念.而俾斯麦的德意志则摧毁了这一概念,并将欧洲外交变成一场强权政治的冷酷游戏.在二十世纪,美国是最具决定性,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国家.”那么,霸权和国际制度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
罗伯特•吉尔平指出,霸权国建立霸权的手段或方式就是建立管理和控制国际事务、国际体系的各种国际制度,并威胁利诱其他国家参加,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体系.冷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就集中体现了以建立和主导国际机制谋求霸权的野心.
历史上的霸权国家都曾试图主要通过军事力量和贸易手段实施全球性霸权,“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主要是通过建立殖民统治实现对领土的占领,这种军事统治方式难以逃脱“过渡扩张”的衰败结局.而美国霸权主义则有所不同.冷战结束之后,在“西强东弱”、“北南弱”的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美国虽然寻求全球范围的霸权,但并不希望表现得像历史上的霸权国那样以霸为道、以权强制,所以它提倡构建“仁慈霸权”、“王道霸权”,其典型的做法就是加强制度霸权.所谓“制度霸权”就是指构建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通过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体现出来的一种霸权形态.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利用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机制来制约他国,维护自己的霸权利益；二是在这一霸权背后,往往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整个国际资本的利益,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制度霸权形态的存在与发展,根源于国际资本的扩张、发达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及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逐渐趋同,同时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谋求领导地位的一 种现实的选择.它使美国的霸权更趋合法化.具体做法是：
在政治领域,美国以“主权过时”、“人权高于主权”和“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为主要理论支点,通过对不干涉内政、主权至上等现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修正,使美国的武力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合法化；或在必要时,无需联合国授权,可单独采取干涉行为,这就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大开了方便之门,使美国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世界.在经济领域,一方面美国试图主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控制,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如美国积极促进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并按其意志确立新的世界贸易规则；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亚洲国家内部经济体制进行了干预,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等.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步伐,构筑以它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比如,1992年10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这就使美国的经济影响扩大到整个北美地区.同时,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美、中美、南美的34个国家还决定建立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到火地岛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并且在美国主导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走向了机制化轨道,这就为美国介入亚太提供了条件.在安全领域,美国通过维持和改造军事同盟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和磋商,谋求建立各种军控和裁军机制,成为美国主导世界安全事务的主要途径.在核扩散和武器扩散方面,美国一方面继续强化国际不扩散机制,从而使其控制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扩大对国际不扩散机制主导的力度.如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推动制定有关不扩散规则、限制内容等,并要求他国遵守.
从国际制度着手建立制度霸权已成为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冷战后国际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而言,任何制度的规则都将反映制度所覆盖的所有成员（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成员）的相对实力地位,这种地位限定了讨价还价的空间,左右了交易的成本.因此,弱小国家常常沦为国际机制的较少受益者甚至“被压迫者”.美国一方面通过大国协商,联合西方盟国,诱压新兴或未来大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制定,允许它们“搭便车”,使它们接受自己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迫弱小国家接受美国的游戏规则.这种典型的制度霸权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小布什一上台则表现出强硬的单边主义倾向,但“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协调大国关系上,又开始向制度回归.实际上,在冷战后时代非对抗性的大国关系中,与赤裸裸的威胁相比,国际制度对霸权而言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工具.因为,将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用武力或经济胁迫的手段强加给其他国家,代价往往是高昂的,而通过制度的控制和引诱则能掩盖其利己的实质,加强其行为的合法性,即制度作为强权统治的工具,发生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间接诱压,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未来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面临着美国制度霸权带来的新挑战.
总之,冷战后美国霸权主义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种更具扩张性的霸权主义,一种更全面的、全方位的霸权主义.其最终目的是称霸全球、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