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汉武帝时期,孔子是如何“被放在一个神坛上”的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4/19 06:44:14
汉武帝时期,孔子是如何“被放在一个神坛上”的
从两汉时期开始,孔子由一个有血有肉的思想家而逐步走上神坛,演变成充满奇异怪诞色彩的神灵.究其主要原因,是两汉时期谶纬之学的盛行.谶纬之学的核心是一些儒生们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鼓吹天神意志,强化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这样做的结果是,孔子从此步入神庙,成了神圣,而不再是“人”.
董仲舒青年时以“三年不窥园”的苦读精神,研究春秋公羊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号称“群儒之首”.汉武帝时他应诏对策,受到重视和采纳.董仲舒在先辈儒学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时代国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一统”的客观需要,改铸传统儒学,建立了汉代新儒学,对户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长久的影响.今存董仲舒的著作有两种：《春秋繁露》82篇,《举贤良对策》三篇.
董仲舒写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加以概括,并以“文化专制主义”判之.近来文化学者已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概括“不过是班固的评论之辞,而武帝或董仲舒本人,并没有此类极端言论.他们的‘独尊’,无非是从思想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出发,突出儒家的文化主潮地位,避免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碍了汉家王朝的一统纪,明法度.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家的独存.董仲舒的本意,绝非要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权.”如果不拘泥于董仲舒的个别言辞,而从精神实质去分析,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汉武帝以后实施的文化政策,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太史公司马氏父子《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撰写《七略•诸子略》、评述各家各派学术短长,正是“百端之学”存而不废的史征
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体系,也并非纯粹单一的儒学,他的思想中,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也有燕齐方术的传统,还有一部分三晋文化的传统,他吸收阴阳家、刑名家的思想观点,就是明显的事实. 董仲舒从百家学说中选择儒学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有其独立思考的.首先,他重视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这完全是秦皇父子穷奢极欲、竭泽而渔、不修文德的必然结果.其次,汉承秦祚,“如朽木粪墙,虽欲善治,无可奈何”,“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这实际上是对汉初奉行黄老之学,过分消极无为,至使诸侯王势力膨胀、社会教化松弛的理论批评.再者,打出儒家的旗号,实行外儒内法的政策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正是推行这一政策的真实记录. 在董仲舒的世界观体系中,“天”是超自然、超社会、超诸神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也”,“百神之大君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被描绘成为有意志和权威的,自然规律被歪曲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他声称,阴阳流转而成四时,说明“天”好德而不好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则表示“天”的喜怒哀乐.他尽力渲染“天”的无穷威力,认为“天”是“甚可畏”的,一切人必须服从“天意”,敬畏“天殃”,否则必将招致“天”的严厉惩罚.董仲舒的世界观明显具有唯心主义的、神学的性质. 在董仲舒的政治观念中,“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即是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政治秩序,乃是天意的安排.其中,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又说：“天”与封建君主之间有一种感应关系,如果国家的政治举措有了过失,“天”就要用灾异来向君主表示告诫或谴责.这种说法多少具有在封建君主身上增加一种制约力量的意味. 董仲舒把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纳入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宣扬“天道右阳而不右阴”、“阳贵而阴贱”的观点,以此说明社会人伦中尊卑贵贱现象的合理性；宣扬“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义”,以此说明维护封建道德的合理性.这些观点都是为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
在历史观上,董仲舒宣扬“三统循环”的观念.他认为,历史以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依次循环更叠.比如在历史上,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三者轮转替代,完成改朝换代.当一个王朝更替另一个王朝之际,在历法制度上要有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改正朔”；在服饰方面也要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易服色”.他进而指出：王朝更替,历法、服色可变,封建统治的某些形式仪节可变,但绝不能改变它的实质.所以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他坚信：“道”原于“天”,“道”贯古今,永恒不变,故应“奉天法古”.他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显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形而上学宇宙观.
汉代的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儒者宗.”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董仲舒青年时以“三年不窥园”的苦读精神,研究春秋公羊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号称“群儒之首”.汉武帝时他应诏对策,受到重视和采纳.董仲舒在先辈儒学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时代国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一统”的客观需要,改铸传统儒学,建立了汉代新儒学,对户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长久的影响.今存董仲舒的著作有两种：《春秋繁露》82篇,《举贤良对策》三篇.
董仲舒写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加以概括,并以“文化专制主义”判之.近来文化学者已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概括“不过是班固的评论之辞,而武帝或董仲舒本人,并没有此类极端言论.他们的‘独尊’,无非是从思想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出发,突出儒家的文化主潮地位,避免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碍了汉家王朝的一统纪,明法度.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家的独存.董仲舒的本意,绝非要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权.”如果不拘泥于董仲舒的个别言辞,而从精神实质去分析,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汉武帝以后实施的文化政策,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太史公司马氏父子《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撰写《七略•诸子略》、评述各家各派学术短长,正是“百端之学”存而不废的史征
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体系,也并非纯粹单一的儒学,他的思想中,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也有燕齐方术的传统,还有一部分三晋文化的传统,他吸收阴阳家、刑名家的思想观点,就是明显的事实. 董仲舒从百家学说中选择儒学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有其独立思考的.首先,他重视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这完全是秦皇父子穷奢极欲、竭泽而渔、不修文德的必然结果.其次,汉承秦祚,“如朽木粪墙,虽欲善治,无可奈何”,“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这实际上是对汉初奉行黄老之学,过分消极无为,至使诸侯王势力膨胀、社会教化松弛的理论批评.再者,打出儒家的旗号,实行外儒内法的政策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正是推行这一政策的真实记录. 在董仲舒的世界观体系中,“天”是超自然、超社会、超诸神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也”,“百神之大君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被描绘成为有意志和权威的,自然规律被歪曲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他声称,阴阳流转而成四时,说明“天”好德而不好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则表示“天”的喜怒哀乐.他尽力渲染“天”的无穷威力,认为“天”是“甚可畏”的,一切人必须服从“天意”,敬畏“天殃”,否则必将招致“天”的严厉惩罚.董仲舒的世界观明显具有唯心主义的、神学的性质. 在董仲舒的政治观念中,“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即是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政治秩序,乃是天意的安排.其中,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又说：“天”与封建君主之间有一种感应关系,如果国家的政治举措有了过失,“天”就要用灾异来向君主表示告诫或谴责.这种说法多少具有在封建君主身上增加一种制约力量的意味. 董仲舒把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纳入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宣扬“天道右阳而不右阴”、“阳贵而阴贱”的观点,以此说明社会人伦中尊卑贵贱现象的合理性；宣扬“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义”,以此说明维护封建道德的合理性.这些观点都是为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
在历史观上,董仲舒宣扬“三统循环”的观念.他认为,历史以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依次循环更叠.比如在历史上,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三者轮转替代,完成改朝换代.当一个王朝更替另一个王朝之际,在历法制度上要有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改正朔”；在服饰方面也要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易服色”.他进而指出：王朝更替,历法、服色可变,封建统治的某些形式仪节可变,但绝不能改变它的实质.所以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他坚信：“道”原于“天”,“道”贯古今,永恒不变,故应“奉天法古”.他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显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形而上学宇宙观.
汉代的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儒者宗.”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