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谈谈你对科学创新的理解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4/19 03:31:17
谈谈你对科学创新的理解
内容,意义.必要性
内容,意义.必要性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探求新知识的历程.尊重知识是人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拉丁语称知识为scientia,由此而来的科学（science）一词便成为现代最受敬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在西方犹太——基督文化的创世神话中,曾有这样一段传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在没有光之前我们一无所知,在有了光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能看到一无所知了.为了摆脱一无所知的尴尬局面,人类便说,“要有科学,就有了科学”（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现代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借助科学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历史必然会向更有保障、更安逸、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发展.但是,仅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是不够的,这会使知识成为一种对人封闭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妨碍社会继续进步.当科学发展越来越快时,对于科学发展历程的理解就变得更为必要,同时也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科学成果的激增和知识的爆炸,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仅仅是总结现有的成果,就已成为一项可怕的任务.然而,对于历史性的思考来说,如何看待科学本身也正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395年前的一个夜晚,伽利略使用一架望远镜观看月亮.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开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它已历经四个世纪了.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明末开始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光启在翻译西方书籍时,把science译成“格物穷理之学”,后来简称为格致、格物或格致学.明末清初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学问主要是天文学与数学,“格致之学”的含义很笼统.到清代后期,传入的西方学问迅速增多,有声学、光学、电学、化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名目繁多.1895年,严复特别使用了“西学格致”一词表达science.到这个时候,在汉语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1897年,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组织翻译日文书籍.开局不久后出版的一批书中,有康有为编订的《日本书目志》第二卷“理学门”.其中,首次出现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这样的书名.虽然汉语和日语中,“科学”写法相同,但汉语中从前没有此词,这个译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的.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通令全国在学校机构设置和课程设置中一律取消了“格致科”.自此之后,“格致”基本上属于被弃用的旧词.1915年,留学归国学生在上海创办刊物《科学》,从此“科学”一词在中国就大行其道了.
在汉语中,“科学”这个名词,是与“玄学”相对应而存在的.“玄者,幽万类而不见形者也.”（杨雄《太玄?玄》）玄是指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至于为何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动机是值得揣摩的.隋唐以来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分科考试选拔官吏,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由于西方之学与东方儒学相比,门类各异,故此日本首先以“分科之学”称之,这就是“科学”一词的来历.“科学”与科举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至今尚有余绪.20世纪50年代,流行全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些佐证,他们写道：“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重视科学,使科学与政府事务发生关系.然而,中国人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他们对于一切与公德关系较少,甚或对其无所裨益的科学,则很少加以注意,但同时也不嗤之以鼻.”（这段文字见诸由在北京的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的回忆录》,该书于1776年在巴黎出版.）
为了应付西方的入侵,在备尝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一批务实的清代官员开始注视现代科学.他们发起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工艺和军事技能来增强国力.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技术人才,他们创建了各种学校：首先是1862年北京的同文馆,然后是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等.洋务派官员建立这些学校仅仅是为了培养翻译、机械工程和军事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并不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与此同时,一些最好的民间书院已开始引入现代科学,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南菁书院设立了一所天文台.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走的是条曲折道路,这种重技术轻研究的传统更是影响久远.当人类考虑未来的科学进步时,很容易犯理想化的错误,即认为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事实上,许多原则上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要获得信息就需要做功.利用这一普遍的科学定律,可以量化任何科学研究的耗费.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里,仅仅具有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知道完成它的代价,这一代价最终可以用能量或计算能力来衡量.在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进步讨论中,获取知识的经费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而到了今天,这似乎已成为首要问题了.以国际合作为标志的“大科学”的诞生,使经费成了研究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与当年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很相似,原则上,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派船队去探索大海,但实际上,这些航行需要发起人,而明朝永乐帝和西班牙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得到回报.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竞争异常激烈而残酷,创新已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因循守旧,重复前人的工作（无论是低水准重复,还是高水准重复）,是无法创新的.不能争朝夕,捷足先登,就会坐失良机,居人之后,成果的优先权就会失之交臂,胜券旁落.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勇气和动力,勇气来源于动力,而动力又来源于事业心和责任感；又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力和方法,当今科学迅速发展,如果知识面过于狭窄和陈旧,是无法达到创新需要的；还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的素养和品格,如此等等.事实上,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氛围,正如文学、艺术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良好的氛围一样.如果仅将科学、文学、艺术都看成是一种手段,并且像儒学家那样着手将手段转变为目的,手段的价值将会成为绝对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实利超越于真、善、美之上而统辖一切.我们不能奢求被实利占据一切的人具备大胆、热忱、廉洁和崇高的品格,更不用说责任感和事业心了.因为这些品格,只有在一个不为实利所束缚的人,向往未来,力图超越所有现存条件时,才会表现出来.人们把自己的翅膀剪短,然后叹息为何不能振翅翱翔.人们把自己囚禁在实利之中,然后惊异自己视界太窄,如井底之蛙,无法创新.
人啊!让未来对你开启吧,你就不会再徘徊在眼前.你就会像先辈那样说：“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
在395年前的一个夜晚,伽利略使用一架望远镜观看月亮.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开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它已历经四个世纪了.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明末开始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光启在翻译西方书籍时,把science译成“格物穷理之学”,后来简称为格致、格物或格致学.明末清初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学问主要是天文学与数学,“格致之学”的含义很笼统.到清代后期,传入的西方学问迅速增多,有声学、光学、电学、化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名目繁多.1895年,严复特别使用了“西学格致”一词表达science.到这个时候,在汉语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1897年,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组织翻译日文书籍.开局不久后出版的一批书中,有康有为编订的《日本书目志》第二卷“理学门”.其中,首次出现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这样的书名.虽然汉语和日语中,“科学”写法相同,但汉语中从前没有此词,这个译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的.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通令全国在学校机构设置和课程设置中一律取消了“格致科”.自此之后,“格致”基本上属于被弃用的旧词.1915年,留学归国学生在上海创办刊物《科学》,从此“科学”一词在中国就大行其道了.
在汉语中,“科学”这个名词,是与“玄学”相对应而存在的.“玄者,幽万类而不见形者也.”（杨雄《太玄?玄》）玄是指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至于为何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动机是值得揣摩的.隋唐以来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分科考试选拔官吏,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由于西方之学与东方儒学相比,门类各异,故此日本首先以“分科之学”称之,这就是“科学”一词的来历.“科学”与科举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至今尚有余绪.20世纪50年代,流行全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些佐证,他们写道：“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重视科学,使科学与政府事务发生关系.然而,中国人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他们对于一切与公德关系较少,甚或对其无所裨益的科学,则很少加以注意,但同时也不嗤之以鼻.”（这段文字见诸由在北京的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的回忆录》,该书于1776年在巴黎出版.）
为了应付西方的入侵,在备尝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一批务实的清代官员开始注视现代科学.他们发起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工艺和军事技能来增强国力.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技术人才,他们创建了各种学校：首先是1862年北京的同文馆,然后是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等.洋务派官员建立这些学校仅仅是为了培养翻译、机械工程和军事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并不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与此同时,一些最好的民间书院已开始引入现代科学,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南菁书院设立了一所天文台.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走的是条曲折道路,这种重技术轻研究的传统更是影响久远.当人类考虑未来的科学进步时,很容易犯理想化的错误,即认为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事实上,许多原则上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要获得信息就需要做功.利用这一普遍的科学定律,可以量化任何科学研究的耗费.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里,仅仅具有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知道完成它的代价,这一代价最终可以用能量或计算能力来衡量.在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进步讨论中,获取知识的经费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而到了今天,这似乎已成为首要问题了.以国际合作为标志的“大科学”的诞生,使经费成了研究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与当年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很相似,原则上,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派船队去探索大海,但实际上,这些航行需要发起人,而明朝永乐帝和西班牙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得到回报.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竞争异常激烈而残酷,创新已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因循守旧,重复前人的工作（无论是低水准重复,还是高水准重复）,是无法创新的.不能争朝夕,捷足先登,就会坐失良机,居人之后,成果的优先权就会失之交臂,胜券旁落.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勇气和动力,勇气来源于动力,而动力又来源于事业心和责任感；又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力和方法,当今科学迅速发展,如果知识面过于狭窄和陈旧,是无法达到创新需要的；还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的素养和品格,如此等等.事实上,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氛围,正如文学、艺术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良好的氛围一样.如果仅将科学、文学、艺术都看成是一种手段,并且像儒学家那样着手将手段转变为目的,手段的价值将会成为绝对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实利超越于真、善、美之上而统辖一切.我们不能奢求被实利占据一切的人具备大胆、热忱、廉洁和崇高的品格,更不用说责任感和事业心了.因为这些品格,只有在一个不为实利所束缚的人,向往未来,力图超越所有现存条件时,才会表现出来.人们把自己的翅膀剪短,然后叹息为何不能振翅翱翔.人们把自己囚禁在实利之中,然后惊异自己视界太窄,如井底之蛙,无法创新.
人啊!让未来对你开启吧,你就不会再徘徊在眼前.你就会像先辈那样说：“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