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如何理解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马克思的论文,至少1000字,要自己写的~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4/20 05:51:28
如何理解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马克思的论文,至少1000字,要自己写的~
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角度看,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因为,资本的掠夺本性和整体无理性仍是危机的客观根源,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及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变种仍是危机的精神根源.但与马克思、列宁时代不同的是,这次危机爆发的经济形态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发展为金融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时代特征,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世界经济危机,根源,历史终结论
一、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危机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逻辑
全球化的发展曾让些许人以为世界已经风平浪静了,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于2006年乐观地认为“世界是平的”了[1],因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世界交往已经畅通无阻,不会有任何障碍了.而没过三载,另一位美国学者戴维•斯密克便驳斥了这种看法,认为在国际贸易领域也许相对“扁平”,但在国际金融领域绝不是如此,而毋宁说“世界是弯的”[2].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因为这中间爆发了一场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大危机.危机让许多人从幻觉中走出来,重新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危机又是怎样爆发的,应该如何去认识它呢?危机问题的专家马克思,预见到了这场危机吗?我们超越马克思的时代有多远?此类问题萦绕在人们头脑,以至马克思的理论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能否解释当前危机,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概言之,大体包括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当前的危机,并指出了自己的具体看法.例如郎咸平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灵魂丧失[3],张维迎认为根源在于美国政府的货币滥发[4],格林斯潘认为根源在于风险监控计算机中的信息陈旧[5],美国《时代》杂志认为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婪”[6],等等.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解释范围,而且是对它的再次论证.持这种观点的国内学者包括赵磊、吴易风、李慎明、许建康等,国外学者包括大卫•科兹、迈克尔•赫德森、廖子光等.第三种观点是国内个别左翼经济学家的观点,它在承认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力的前提下,强调危机本质上主要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论》提供的只是解开问题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而不是现成答案[7].
依笔者之见,经济危机的根源不能看作是一种抽象价值观,例如资本家精神的丧失；也不能看作某些引发经济危机的现象,例如计算机信息、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也不能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例如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贪婪和自私.这些观点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甚至从微观分析的角度看,还有很强的现实性.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危机的根源不能是现象层面的,而只能是本质层面的；不能是个体层面的,而只能是整体层面的；不能是精神动机层面的,而只能是物质规律层面的.一句话,危机根源的结论不能通过个人主义分析法得出,而只能通过整体主义分析法得出.
坚持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就必须将消费与供给、实体与虚拟、中心与外围等各种国际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看.而马克思正是坚持了整体主义的方法,才科学地揭示了危机的根源和发生机制.对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分析道：“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8]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当然,对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局部意义上纯粹由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存在,但这不能看做是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危机”,而只能看做是“真正的危机”的一个环节.
对于危机的发生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典型特征,仍然有共同规律可循.早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9]典型的危机的过程体现为“实体经济危机——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危机”联动的复杂机制.在投机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了；投机危机进而波及生产领域,向实体领域蔓延.这不正是目前世界性危机发生的基本原理吗?林毅夫认为,美国爆发危机的前6年就已经“产能过大”了,而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已转化成实体经济危机”[10],这和马克思的描述的路径不是完全吻合吗?
二、资本的掠夺本质与整体无理性：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首先在于资本的掠夺本性.资本的本性是永无止境地榨取剩余价值,这决定了它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梦靥.资本在迅速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必然迅速创造一种由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对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对立的阶级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政治立场,而且是一种对立的经济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对立的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随着财富占有的差距加大,承担市场功能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因此,资本在创造利益冲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我毁坏的经济机制.资本的掠夺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1].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全都建立在这个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
资本作为个体,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经济人”,其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它们都以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然而,为什么理性的资本个体的逐利行为会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呢?因为资本个体的认知理性和行为理性是有限的,它仅仅是在其有限的市场信息和有限的认知能力的范围内有所作为,而无法将自己的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无法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理性.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资本整体无理性的危机.
资本的整体无理性首先体现在资本家集体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无理性.资本主义生产在性质上,既是物质产品的再生产,也是剩余价值这一现实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物质资料和劳资关系两个方面在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承接.然而,资本家个体所处的竞争环境决定了如果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只能被市场淘汰.这一环境迫使资本整体成为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集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将劳动者的薪金压到最低限度.这种从资本个体角度看来,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在资本整体层面就变成一种无理性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整体目标实现的关键条件——有效的市场,被不知不觉地消灭了.
资本整体无理性还体现在产业资本家内部在处理资资关系方面的无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生产至少包含两大部类,即生活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本对前者的无理性,实质是劳资关系的无理性,而对后者的无理性,则是资资关系的无理性.对此,马克思描述道：“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么,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8]286.社会化的生产,要求在劳资关系和资资关系方面都要有一种整体理性,而资本占有的私人化不可能形成这种整体理性,这就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
资本整体无理性的第三个体现是产业资本与其它资本形式,特别是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无理性.金融资本原本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式,但随着资本的垄断阶段的到来,金融资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发展成为控制国家权力和产业资本的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控制权的形成,为其掠夺产业资本和搞纯粹的金融投机埋下了伏笔.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进行无度扩张,就必然导致今天所说的金融泡沫,发生过度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对此,恩格斯在晚年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12].因此,金融危机所体现出来的资本整体无理性,具体又体现在金融资产的无度扩张和金融大鳄的无度投机两个方面.它的发生可能反过来加速或促使经济危机的爆发.
具体到这次经济危机,很多学者以为它是一次纯粹的金融危机,而实体性经济危机不过是它的一个副产品.但如果坚持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将实体与虚拟,中心与外围,需求与供给等许多方面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危机的前台是一些破产的大投资银行,但其深层仍是世界性和一国国内的生产过剩性危机的关联性总爆发.金融危机只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个起放大作用的部分.我们必须将美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整个世界的有效需求不足联系起来分析,因为美国的生产过剩不仅体现在其国内行业,也体现在其外围制造业大国的美资企业方面.这种通过跨国公司创造的,以美国为“最终消费者”的世界性供需网络是整个危机的主体.对此,赵磊深刻地指出：“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13]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回光返照”：危机爆发的精神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及其配套理论新保守主义成为西方和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一主流话语,成为危机爆发的总的精神根源.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恢复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传统为旗号,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直接目的的思潮.它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制度的私有化,运行的市场化.其中自由化是核心,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为了实现自由化,因为自由化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现就是被当做灵丹妙药的“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配套的政治哲学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再认为改良主义的宣传就能达到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美国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来“改造”世界.对此,新保守主义的哲学鼻祖,利奥•施特劳斯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14].而其重要代表克里斯托也认为,“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15].
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如此完美,那么为何会促进危机的爆发呢?因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赞美和宣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问世,就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种族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尤其是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29年的危机和纳粹德国的暴行,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思潮的恐怖本质,由此,这种思潮开始式微.但这种式微主要体现于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范围,在几乎没受其伤害的美利坚文化中,它一直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一旦合适的气候到来,例如福利主义政策导致滞涨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变化的形式就是今天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
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保守主义,其历史都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远很多,但其在当下的存在却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外壳.对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要追溯到它的精神领袖哈耶克那里去.约翰•格雷——一个被哈耶克认为很好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美国学者——认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制度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面相上实为斯宾塞哲学的一种“回光返照”[15].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有相似的一面,但在价值问题上却是不同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实证分析,不涉及价值判断.但格雷却指出,如果“自发秩序”是一个“不含价值标准”的概念,那么社会领域中的“自发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良益的.从这一点来看,黑社会组织和市场都可以是“自发秩序”.如果“自发社会秩序”不是一个包含道德评判的概念,那么它与自由社会理论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见,以科学形式精心包装了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上的运用,而绝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复归.对此,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警告世人：在“以大鱼吃小鱼”为“原则”的时代,“你必须要意识到,他们正在企图做的是推翻启蒙运动,推翻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顶峰——‘进步时代’的立法以及‘新政’的制度——之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哲学和社会价值.他们并不试图使经济相对平等,他们也并不试图分享权力.他们的贪婪（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是无限的”[16].
四、金融垄断帝国主义：危机的经济形态与历史意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20世纪与19世纪的不同,它包括三个基本元素：金融资本统治工业资本,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私人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时代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体现在：金融资本的统治由国内发展到世界范围,这使得金融资本成为世界经济权的主导；基于资本输出的债务转嫁和游资洗劫成为首要的掠夺方式.在债务转嫁和游资掠夺过程中,霸权国家越来越成为金融大鳄操控的工具.如果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么今天的资本输出仅仅是一个基础,最残酷和疯狂的掠夺方式——金融掠夺,成为当今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一特征主要由下述四个要素构成.
首先,虚拟资本掠夺仍然植根于实体资本掠夺.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仍然以产业资本输出为基础.产业资本输出的使命主要是操控他国经济命脉和榨取剩余价值,这主要是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来实现的.但如果整个世界贸易仍然遵循最起码的交易伦理,即等价交换的话,或者说世界顺差国可以去美国兑现黄金的话,那么当前的危机就不会发生.
其次,虚拟资本掠夺超越了对实体资本的直接剥夺,而直接控制了财富度量权.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产业资本输出,为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但这对资本的贪婪本性来说还远远不够,资本还必须将所有出口创汇控制起来.在美元成为不能兑现的世界货币前提下,世界货币主权国可以通过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直接对顺差国进行掠夺.这种通过垄断世界货币权白白占有他国财富的行为,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廖子光称为“美元霸权”[17].可见,通过产业资本输出榨取剩余价值还仅仅是第一步,基础性的一步,第二步,即通过金融手段进行国际性财富转移支付才是关键的.
再次,虚拟资本掠夺除了垄断财富度量权外,还控制了财富经营权.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还包括对世界货币使用权的强行侵占.无法兑现的外汇在不能保值的情况下,只好重新以购买国债、企业债的方式流回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和生产,甚至是战争融资.而出口国辛辛苦苦创造了财富,却不能用来为自己的国民消费和生产.这种回流的外汇越多,其利息越变得微乎其微,根本无法冲销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
最后,虚拟资本直接对他国财富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金融洗劫.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还通过霸权国家配合下的国际金融大鳄突袭弱小国家来实现,这是一种非常隐秘而残酷的掠夺手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的热钱问题,就属此类.这一方式之所以变成可能,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促使世界经济走向金融自由化所致.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秩序的霸权化,已经使资本的贪婪和掠夺本质彻底暴露出来.危机的爆发让人们从资本主义永世存在的幻觉中走出来,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问题.于是,国内外很多学者很自然地想起了福山这个名字.10年前,福山曾不无得意地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18]福山的结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否认基础上的.让福山先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正是被他忽视的“无屋”、“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问题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给世界人民带来一场大危机.
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结论也是历史主义的,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福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但福山先生还是准确地抓住了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一个关键问题——平等问题.他说：“不平等问题往后若干世纪仍会继续困扰着自由社会,因为这两个问题在某一意义上是不能在自由主义脉络内部解决的.”[18]既然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平等问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要被扬弃?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人类历史永远也不会以某一社会阶段作为自己的终结.一个由金融寡头操控,14亿人口忍饥挨饿的世界,怎么可能不爆发危机?怎么可能是历史的终结?
一、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危机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逻辑
全球化的发展曾让些许人以为世界已经风平浪静了,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于2006年乐观地认为“世界是平的”了[1],因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世界交往已经畅通无阻,不会有任何障碍了.而没过三载,另一位美国学者戴维•斯密克便驳斥了这种看法,认为在国际贸易领域也许相对“扁平”,但在国际金融领域绝不是如此,而毋宁说“世界是弯的”[2].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因为这中间爆发了一场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大危机.危机让许多人从幻觉中走出来,重新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危机又是怎样爆发的,应该如何去认识它呢?危机问题的专家马克思,预见到了这场危机吗?我们超越马克思的时代有多远?此类问题萦绕在人们头脑,以至马克思的理论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能否解释当前危机,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概言之,大体包括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当前的危机,并指出了自己的具体看法.例如郎咸平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灵魂丧失[3],张维迎认为根源在于美国政府的货币滥发[4],格林斯潘认为根源在于风险监控计算机中的信息陈旧[5],美国《时代》杂志认为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婪”[6],等等.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解释范围,而且是对它的再次论证.持这种观点的国内学者包括赵磊、吴易风、李慎明、许建康等,国外学者包括大卫•科兹、迈克尔•赫德森、廖子光等.第三种观点是国内个别左翼经济学家的观点,它在承认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力的前提下,强调危机本质上主要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论》提供的只是解开问题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而不是现成答案[7].
依笔者之见,经济危机的根源不能看作是一种抽象价值观,例如资本家精神的丧失；也不能看作某些引发经济危机的现象,例如计算机信息、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也不能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例如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贪婪和自私.这些观点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甚至从微观分析的角度看,还有很强的现实性.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危机的根源不能是现象层面的,而只能是本质层面的；不能是个体层面的,而只能是整体层面的；不能是精神动机层面的,而只能是物质规律层面的.一句话,危机根源的结论不能通过个人主义分析法得出,而只能通过整体主义分析法得出.
坚持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就必须将消费与供给、实体与虚拟、中心与外围等各种国际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看.而马克思正是坚持了整体主义的方法,才科学地揭示了危机的根源和发生机制.对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分析道：“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8]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当然,对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局部意义上纯粹由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存在,但这不能看做是马克思所讲的“真正的危机”,而只能看做是“真正的危机”的一个环节.
对于危机的发生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典型特征,仍然有共同规律可循.早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9]典型的危机的过程体现为“实体经济危机——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危机”联动的复杂机制.在投机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了；投机危机进而波及生产领域,向实体领域蔓延.这不正是目前世界性危机发生的基本原理吗?林毅夫认为,美国爆发危机的前6年就已经“产能过大”了,而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已转化成实体经济危机”[10],这和马克思的描述的路径不是完全吻合吗?
二、资本的掠夺本质与整体无理性：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首先在于资本的掠夺本性.资本的本性是永无止境地榨取剩余价值,这决定了它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梦靥.资本在迅速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必然迅速创造一种由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对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对立的阶级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政治立场,而且是一种对立的经济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对立的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随着财富占有的差距加大,承担市场功能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因此,资本在创造利益冲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我毁坏的经济机制.资本的掠夺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1].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全都建立在这个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
资本作为个体,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经济人”,其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它们都以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然而,为什么理性的资本个体的逐利行为会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呢?因为资本个体的认知理性和行为理性是有限的,它仅仅是在其有限的市场信息和有限的认知能力的范围内有所作为,而无法将自己的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无法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理性.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资本整体无理性的危机.
资本的整体无理性首先体现在资本家集体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无理性.资本主义生产在性质上,既是物质产品的再生产,也是剩余价值这一现实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物质资料和劳资关系两个方面在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承接.然而,资本家个体所处的竞争环境决定了如果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只能被市场淘汰.这一环境迫使资本整体成为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集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将劳动者的薪金压到最低限度.这种从资本个体角度看来,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在资本整体层面就变成一种无理性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整体目标实现的关键条件——有效的市场,被不知不觉地消灭了.
资本整体无理性还体现在产业资本家内部在处理资资关系方面的无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生产至少包含两大部类,即生活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本对前者的无理性,实质是劳资关系的无理性,而对后者的无理性,则是资资关系的无理性.对此,马克思描述道：“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么,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8]286.社会化的生产,要求在劳资关系和资资关系方面都要有一种整体理性,而资本占有的私人化不可能形成这种整体理性,这就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
资本整体无理性的第三个体现是产业资本与其它资本形式,特别是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无理性.金融资本原本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式,但随着资本的垄断阶段的到来,金融资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发展成为控制国家权力和产业资本的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控制权的形成,为其掠夺产业资本和搞纯粹的金融投机埋下了伏笔.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进行无度扩张,就必然导致今天所说的金融泡沫,发生过度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对此,恩格斯在晚年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12].因此,金融危机所体现出来的资本整体无理性,具体又体现在金融资产的无度扩张和金融大鳄的无度投机两个方面.它的发生可能反过来加速或促使经济危机的爆发.
具体到这次经济危机,很多学者以为它是一次纯粹的金融危机,而实体性经济危机不过是它的一个副产品.但如果坚持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将实体与虚拟,中心与外围,需求与供给等许多方面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危机的前台是一些破产的大投资银行,但其深层仍是世界性和一国国内的生产过剩性危机的关联性总爆发.金融危机只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个起放大作用的部分.我们必须将美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整个世界的有效需求不足联系起来分析,因为美国的生产过剩不仅体现在其国内行业,也体现在其外围制造业大国的美资企业方面.这种通过跨国公司创造的,以美国为“最终消费者”的世界性供需网络是整个危机的主体.对此,赵磊深刻地指出：“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只需一家大的汽车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就能满足够世界用一年的汽车需求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其‘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13]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回光返照”：危机爆发的精神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及其配套理论新保守主义成为西方和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一主流话语,成为危机爆发的总的精神根源.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恢复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传统为旗号,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直接目的的思潮.它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制度的私有化,运行的市场化.其中自由化是核心,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为了实现自由化,因为自由化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现就是被当做灵丹妙药的“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配套的政治哲学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再认为改良主义的宣传就能达到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美国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来“改造”世界.对此,新保守主义的哲学鼻祖,利奥•施特劳斯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14].而其重要代表克里斯托也认为,“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15].
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如此完美,那么为何会促进危机的爆发呢?因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赞美和宣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问世,就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种族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尤其是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29年的危机和纳粹德国的暴行,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思潮的恐怖本质,由此,这种思潮开始式微.但这种式微主要体现于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范围,在几乎没受其伤害的美利坚文化中,它一直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一旦合适的气候到来,例如福利主义政策导致滞涨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变化的形式就是今天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
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保守主义,其历史都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远很多,但其在当下的存在却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外壳.对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要追溯到它的精神领袖哈耶克那里去.约翰•格雷——一个被哈耶克认为很好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美国学者——认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制度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面相上实为斯宾塞哲学的一种“回光返照”[15].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有相似的一面,但在价值问题上却是不同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实证分析,不涉及价值判断.但格雷却指出,如果“自发秩序”是一个“不含价值标准”的概念,那么社会领域中的“自发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良益的.从这一点来看,黑社会组织和市场都可以是“自发秩序”.如果“自发社会秩序”不是一个包含道德评判的概念,那么它与自由社会理论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见,以科学形式精心包装了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上的运用,而绝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复归.对此,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警告世人：在“以大鱼吃小鱼”为“原则”的时代,“你必须要意识到,他们正在企图做的是推翻启蒙运动,推翻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顶峰——‘进步时代’的立法以及‘新政’的制度——之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哲学和社会价值.他们并不试图使经济相对平等,他们也并不试图分享权力.他们的贪婪（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是无限的”[16].
四、金融垄断帝国主义：危机的经济形态与历史意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20世纪与19世纪的不同,它包括三个基本元素：金融资本统治工业资本,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私人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时代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体现在：金融资本的统治由国内发展到世界范围,这使得金融资本成为世界经济权的主导；基于资本输出的债务转嫁和游资洗劫成为首要的掠夺方式.在债务转嫁和游资掠夺过程中,霸权国家越来越成为金融大鳄操控的工具.如果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么今天的资本输出仅仅是一个基础,最残酷和疯狂的掠夺方式——金融掠夺,成为当今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一特征主要由下述四个要素构成.
首先,虚拟资本掠夺仍然植根于实体资本掠夺.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仍然以产业资本输出为基础.产业资本输出的使命主要是操控他国经济命脉和榨取剩余价值,这主要是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来实现的.但如果整个世界贸易仍然遵循最起码的交易伦理,即等价交换的话,或者说世界顺差国可以去美国兑现黄金的话,那么当前的危机就不会发生.
其次,虚拟资本掠夺超越了对实体资本的直接剥夺,而直接控制了财富度量权.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产业资本输出,为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但这对资本的贪婪本性来说还远远不够,资本还必须将所有出口创汇控制起来.在美元成为不能兑现的世界货币前提下,世界货币主权国可以通过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直接对顺差国进行掠夺.这种通过垄断世界货币权白白占有他国财富的行为,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廖子光称为“美元霸权”[17].可见,通过产业资本输出榨取剩余价值还仅仅是第一步,基础性的一步,第二步,即通过金融手段进行国际性财富转移支付才是关键的.
再次,虚拟资本掠夺除了垄断财富度量权外,还控制了财富经营权.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还包括对世界货币使用权的强行侵占.无法兑现的外汇在不能保值的情况下,只好重新以购买国债、企业债的方式流回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和生产,甚至是战争融资.而出口国辛辛苦苦创造了财富,却不能用来为自己的国民消费和生产.这种回流的外汇越多,其利息越变得微乎其微,根本无法冲销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
最后,虚拟资本直接对他国财富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金融洗劫.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还通过霸权国家配合下的国际金融大鳄突袭弱小国家来实现,这是一种非常隐秘而残酷的掠夺手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的热钱问题,就属此类.这一方式之所以变成可能,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促使世界经济走向金融自由化所致.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秩序的霸权化,已经使资本的贪婪和掠夺本质彻底暴露出来.危机的爆发让人们从资本主义永世存在的幻觉中走出来,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问题.于是,国内外很多学者很自然地想起了福山这个名字.10年前,福山曾不无得意地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18]福山的结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否认基础上的.让福山先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正是被他忽视的“无屋”、“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问题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给世界人民带来一场大危机.
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结论也是历史主义的,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福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但福山先生还是准确地抓住了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一个关键问题——平等问题.他说：“不平等问题往后若干世纪仍会继续困扰着自由社会,因为这两个问题在某一意义上是不能在自由主义脉络内部解决的.”[18]既然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平等问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要被扬弃?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人类历史永远也不会以某一社会阶段作为自己的终结.一个由金融寡头操控,14亿人口忍饥挨饿的世界,怎么可能不爆发危机?怎么可能是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