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作复种间接套种起于何时

轮作复种间接套种起于何时

明代以前华北平原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
综合中日两国学术界有关二年三熟制形成时间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两汉时形成,北魏时形成,唐代中期形成.下面就这三种观点,先列其论证依据,接着按上节所述标准进行衡量,看其是否能够成立.
1．两汉形成说——日本的米田贤次郎先生最早提出此观点①,中国的郭文韬与韩国的闵成基两位先生皆赞同此说②.
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关中推广种植冬小麦,使小麦逐渐普及于华北各地,而且种植地位也不断提高.正因为此,他们认为“冬麦推进了轮作复种制的发展,因为冬麦和其他作物搭配形成了倒茬轮作.西汉《汜胜之书》里有‘禾收,区种麦’的说法,说明西汉时期已经实行谷和冬麦之间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认为西汉形成二年三熟制的学者主要是依据上述小麦推广与“禾收区种麦”的两个证据.实际上这两个证据都不足以说明其观点的成立,因为冬麦的推广种植仅是其条件之一,不能仅仅据此立论,而汜胜之所谓区种是分区精耕细作的方法,粟收种麦不在同一块地里,不是复种,退一步说,即使粟收后在其地上播种冬麦,但麦收后如没有复种,也仅是二年二收.
坚持两汉形成说的最重要证据是郑玄注《周礼》所引东汉初年郑司农(众)的话语.郑玄注《周礼稻人》引郑众：“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注《周礼剃氏》又引郑众：“又今俗间谓麦下为荑下,言芟荑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③.前条说的是禾后种麦,后者说的是麦后种植禾豆,是冬季作物小麦前茬与后茬的当年都有了复种的技术,故有人把它作为华北出现多熟种植的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是,史料本身并没有提供把禾下麦与麦后禾豆连结在一块地里的证据,第一节已经说明,如果两者不能结合起来,仍然不能实现二年三熟,仅仅只是二年二收.
西汉时著名的农书《氾胜之书》曰：“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④,明确地指出种麦地要在五六月耕地,种麦之前的当年不可能有一季作物的种植.崔寔《四民月令》按月叙述农事活动,在五月六月的记事中皆有“菑麦田”的记载,“菑”乃耕义,这正与《汜胜之书》记载的种麦方式相同.郑众提出的禾下麦与其前后时代农书所载种麦的基本方式不同,这只能说明其禾下种麦方式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种植法.两大农书同时也没有五月麦后种植禾豆的记载,同样也说明麦后种植禾豆也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种植法.这两种轮作方式既然都是很不普及的,其结合在同一块地里的可能性更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从当时的人地关系比例来看,人口并没有形成对土地的压力,缺乏形成二年三熟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人均占有耕地9．6市亩,每个劳力约需耕种30市亩.这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情况下,每年种植一季作物已很困难,怎还会有余力去进行复种呢?何况,每年一收已足以自给,何必再去辛辛苦苦地复种二茬作物呢?!
2．北魏形成说——坚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以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依据,认为此书所记的轮作方式可以构成相当发达的二年三熟制.日本米田贤次郎先生在《齐民要术与二年三熟制》一文中首倡此说,中国研究《齐民要术》的学者多信从之.但仔细分析,北魏时代是没有二年三熟制的.《齐民要术》卷2《大小麦第十》：“大小麦皆须五月六月叹地(不叹地而种者,其收倍薄).”暵,即后来的耕地晒*[日＋垈]技术.这里明确表示种麦之前必须从五月份开始耕地,因此当年不可能存在麦子的前茬——春播作物,因任何春播作物都不太可能早在五月份成熟.也就是说,北魏时代的普通轮作种植技术中没有粟后当年种植冬小麦者.从《齐民要术》关于麦、粟、大豆等作物播种日期的记述上看,仅有麦与粟豆的年际轮作,没发现有年内复种者.
证明东汉初年已出现粟与麦的前后轮作技术,《齐民要术》记载的早熟性与晚熟性谷子品种都有十多种.这些条件加起来,使唐代二年三熟制普遍起来,形成了早粟一冬麦一晚粟的轮作复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