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为什么烧头七三七五七

人死为什么烧头七三七五七

做七,亦称“斋七”、“理七”、“烧七”、“作七”、“做一日”、“七七”等.旧时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即人死后（或出殡后）,于“头七”起即设立灵座,供木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依次至“七七”四十九日除灵止.起源源于佛教说根据上述记载和其他若干资料,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大约在佛教传至东汉后到南北朝这段时期内形成,从唐初起突破信众范围,走向世俗化.为何要规定“七”为忌日?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见《瑜珈论》).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这种由佛教“生缘说”催生的做七习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时形成,自然应视作当时佛教盛行的产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斋说》,对做七习俗及其理论依据予以驳斥,其根据之一便是“伤礼”,不合儒家对人情哀戚的讲求,这也能反证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源于道教说相反,也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从该俗的实践看,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而民间关于做七由来的种种解释,多与道教的地狱结构及功能的宣传相吻合.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还结合做七习俗起于元魏、北齐的历史背景来对此论证：“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还引证《韩琦君臣相遇传》：宋仁宗驾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太后对宰臣韩琦说：“当初立他(指英宗)为皇太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这个引证别有深意——众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后,道教一直备受尊崇,到真宗时更受到无与伦比的偏爱,还出现一个所谓“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成为赵宋皇家的祖宗,从而使道教跃居“国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创,很难想像会替已故皇帝行此奠仪的.
其它传说还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源自先秦时代的“魂魄聚散说”：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一腊而一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义就是祭送死者.此外如天以阴阳二气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万物,谓“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气亦惟七；以及《易·系·复》曰“七日来复”,《礼记·檀弓上》日“水浆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来,也都是后世做七习俗的信仰内涵所在.不过这些观念和旧礼又是怎么具体变成做七习俗的呢?仍是一个迄今无人作出说明的疑问.
还有人推测,做七习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时“国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灵于殡宫的祭祀仪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灵得到安息.按礼制规定,举行虞祭的时间和次数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士之丧三虞,大夫之丧五虞,诸侯之丧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为期.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诸侯的七虞之礼.再往后,秦并六国,改朝换代,只要有条件谁举办七虞都行,最终流变成了通行民间的做七习俗.
主要内容治丧后,每隔七天祭祀一次,称为“做七”、“七七”为最后一个“七”,称“断七”.其中“五七”一次最热闹,一般请来道士做“五七”道场.亲朋好友都到齐,办“五七”饭.一百日到来做百日祭祀,后每隔一周年祭祀一次“周年”,三年为止.每十年做阴寿祭祀,到百岁为满.
按照古代的丧俗,灵柩最少要停三天以上.据说是希望死者还能复生.三天还不能复活,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实际上停柩的时间长,是由于当时丧礼繁缛复杂,尤其是天子诸侯,需要浩大的陵墓和大量随葬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另外,父母死后应该合葬.父死不知母墓,母死不知父墓,都要把死者暂时殡起来,等找到父墓或母墓时再进行合葬.这样灵柩停放的时间就很难说了.
近代以后,灵柩一般都在"终七"以后入葬.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