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试述“九一八”至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过程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拍题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19 07:44:49
试述“九一八”至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过程
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同时,张学良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人,积极支持东北救亡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东北爱国人士王化一就在北平协和医院向张学良明确提出要组织东北救亡团体、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要求,张学良暗中给予很大帮助,甚至对东北军人参加抗日团体的要求也予以默认.此后,张学良虽然还不能完全违背南京政府的主和政策,但他暗中给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支持,支持流亡民众和学生的爱国行动,支援东北义勇军,在对待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方面,采取了同南京政府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1931年12月7日,当蒋介石得知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北平张学良力加阻止学生南下.张学良则推说学生“不服劝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 等加以敷衍.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蒋介石下令抵抗,张学良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蒋介石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在舆论的冲击和蒋介石的压力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旅欧归来的初期,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 ”.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1934—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 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蒋介石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 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躬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1931年12月7日,当蒋介石得知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北平张学良力加阻止学生南下.张学良则推说学生“不服劝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 等加以敷衍.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蒋介石下令抵抗,张学良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蒋介石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在舆论的冲击和蒋介石的压力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旅欧归来的初期,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 ”.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1934—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 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蒋介石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 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躬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